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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就职中山大学（第1页）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于广州创办广东大学，由邹鲁任校长。

当时广东大学与黄埔军校并称文、武两校，前者旨在培养文职官员，而后者旨在培养军职人员。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邹鲁因参与“西山会议派”

活动被免职，广东大学一时陷入混乱状态。

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登台表演。

受这种政治生态的影响，广东大学内部，教职员、学生中也出现许多派系，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斗争激烈，不相水火。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戴季陶出任校长。

戴季陶看到校内一片混乱，决定予以整顿。

一方面延聘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先后聘得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朱家骅为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曾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任文科教授兼教务主任。

另一方面对学校领导机构进行组织上的改造，改校长制为委员长制，戴季陶任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朱家骅、丁惟汾、徐谦为委员。

十月十七日，委员会宣布就职，接着对学校各项事务进行整顿：裁减解聘不合格的教员，甄别淘汰程度太差的学生。

由于戴季陶、顾孟余都兼有别的职务，而且事务繁忙。

学校的主要行政具体事务实际上是由朱家骅负责。

朱家骅（1893年5月30日—1963年1月3日），字骝先，浙江省湖州府吴兴县（今湖州市吴兴区）人。

少时先后就读于正蒙学堂、南得公学，一九零八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校（同济大学前身）。

辛亥革命爆发后，朱家骅参加革命并担任中国敢死队驻汉口代表，组织反清革命人士上前线救护伤员。

一九一四年赴德国留学，入柏林矿科大学研究地质。

一九一七年回国到北京大学教德文。

一九一八年，公费赴瑞士研究地质学。

一九二零年，转学德国柏林大学。

一九二二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

朱家骅一九二四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组主任，加入国民党。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列强欺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朱家骅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感到莫名的悲哀，同时在他内心深处处，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在驱动着。

在声援五卅的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中，他曾率领几千名学生在北京城游行示威，声讨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

北洋政府面对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惊恐万分，急忙派军警前往，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实行了镇压，朱家骅也遭到了当局的通缉追捕。

迫于北京的严峻形势，朱家骅于是南下广州，进入中山大学任教。

由于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受到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赏识。

戴季陶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同寻常，他是蒋介石政治上最重要的亲信之一。

在戴季陶的引荐下，朱家骅后来曾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从此开始走上了民国的政治舞台。

深厚的学识功底、过人的精力和出色的工作能力，朱家骅逐渐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在短短数年时间，他平步青云，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主.席、中统局局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而且有时候是同时身兼数职，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重要智襄成员。

纵观朱家骅的一生，他从一名留学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南京政府的显要高官。

他固然离不开戴季陶贵人相助，但一路走来，朱家骅不仅能够学以致用，而且他还能摒弃作为知识分子的清高孤傲，将自己的博学多才发挥到了极致。

因此，朱家骅才能在民国官场的权力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像他这样的人物在民国史上也是罕见的，朱家骅堪称民国文人学者从政的典范。

当然，这为后话。

朱家骅首次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一次闲谈中，沈尹默对他说，“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

朱家骅虽未曾与傅斯年谋面，但却把他的名字深深地记在了脑子里。

后来，朱家骅再度赴德国留学，对傅斯年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