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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第1页）

为了明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学术宗旨，一九二八年五月，傅斯年撰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以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刊登在十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

在史学界，有个公认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学，有两篇文章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一，是一九零二年梁启超所发表的《新史学》；另一，就是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前篇系开风气之先，后篇则是近代史学的宣言；两者对于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是既深且远。

在”

旨趣”

中，傅斯年首先通过对于欧洲历史学、语言学研究状况的简要介绍，揭示了这两门学科的内容、范围、方法和研究宗旨。

他“写道”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这里，傅斯年开宗明义便反对“著史”

，因为在他看来，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傅斯年立意打破中国春秋笔法和文史合一的传统，于此表露无遗。

他反对“疏通”

，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

依此，外加的“见解”

或多余的“推论”

，皆不可取，甚至是“危险的事”

。

在他的授课讲义《史学方法导论》里，傅斯年犹一再提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不同价值。

以致民初学人之间，他格外推崇王国维和陈寅恪，其故皆因二位懂得运用中、外直接史料，创造出辉煌的成果。

对于近代的史学家，傅斯年最为推崇的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兰克。

利奥波德?冯?兰克（德语原名:Leopoldvon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享年90岁），日耳曼族，著名历史学者。

被称为十九世纪德国和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近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

兰克的《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oftheLatinandGermanicNations，1494-1514），向来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学界尤耳熟能详。

兰克说道：历史曾经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

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期待，它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而已。

兰克的呼吁历史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

（wieeseigentlichgewesen），初闻之下语调似极谦卑，实则不然。

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帜，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毋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

对兰克而言，平铺直叙地呈现史实，纵使感到抑制与无趣，仍然是史学的至高法则。

所以舞文弄墨，并非史家分内之事。

兰克自许己身的著作咸得自辛勤爬疏的原始资料，果非万不得已绝不假手间接史料；得以符合如此严苛的史料纪律，他感到万分的自豪。

而“史实自明”

也同样是傅斯年反对“疏通”

的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