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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兔同笼（第2页）

我记得一次看到华老散步的时候是一个人，随口问是不是华老在一边散步一边思考问题？人家说华老的夫人在住院；还有一次我看到他可能是遇到了熟人，就和那个人站着说话，笑眯眯的。

说着话用拐杖朝上指指天，这时候他的大衣就滑下来，于是用手拉住重新披到肩上，过了一会儿又指指天，又滑下来……后来有好久不见老先生散步，问起来，才知道华老已经去了。

华老是在出国访问的时候走的，当时刚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学术演讲，比预期的要长，走下讲台就猝然离世。

那一段时间，出国访问的中科院专家在外面猝然离世的不在少数，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钟家庆先生，也是倒在讲台上。

而我还知道一位人们不太熟悉的研究员，名字和《北京人在纽约》的主角相同，叫王启明（不是今天的王启明院士，那位是研究物理的，我认识的这一位是研究数学的）。

王启明研究员曾住我家对门，80年代访问美国时疾逝。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在经过“十年浩劫”

的束缚后，这些科学人员在工作重新走上正轨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激动和痛苦——激动，是因为终于盼来了科学的春天，痛苦，是因为睁开眼睛，人家已经跑到了我们前面那么远。

很多人或许还记得当年在整个科学院奔腾的祝酒歌歌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激情，这之前我没有见过，这之后，我们也已经好久没见到了。

终于有机会做事业了，他们能不拼命吗？那个时代科学院不断地重复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那一张张死神的请柬，背后是中国科学人员不甘人后的尊严。

犹忆80年代初期，数学所苏式灰楼里不灭的灯火。

前些天回国，在科学院软件小区的院里散步，已经夜深，忽然看到大楼虽然盖了新的，里面依然是不灭的灯，一如日本大阪御堂筋两侧深夜的写字楼。

那时，泪忽然涌了上来。

跑题了，让我们回来看看华罗庚先生怎么对付学者们的公款吃喝。

学者是知识分子，华老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办法。

于是，各个研究室的头头脑脑们（都是学术骨干）有半个月等不到公款吃喝的报销了。

正在狐疑中，华老忽然传话来——某日某时到四不要礼堂餐厅，我请大家一起吃馆子。

啊，华老请吃饭，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得到通知的人个个脸上飞金。

为什么不得了呢？原因是华老极少请客，如果请，必是钱学森、吴有训等数理化学部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这是因为数理化学部的上层有个传统，大家经常聚餐，借以讨论问题，饭费则轮流坐庄，可以说是个科学界的超级沙龙。

华老虽然不喜欢请客，但这种交流他是必要参加的，吃了人家的只好回请。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能吃到华老的大菜，是何等的荣耀。

从辈分和学术水平来说，这次被宴请的都是低了一个档次的学者，收到请柬不免有人心中暗想——难道我，我的水平也达到能和华老他们一起吃馆子了？！

估计有人早上起床看老婆都骄横几分。

果然是水陆杂陈，边吃边谈，宾主尽欢。

吃到快算账的时候，拿着服务员的账单，华老说我出个数学题啊，大家算算邻座吃的喝的，折合起来能有多少钱。

都是每天数数都数不清了的主儿，这个话题俏皮又让人觉得有趣，大家就嘻嘻哈哈，半真半假地算起来，方程，微分，什么招儿新鲜上什么。

算出结果和账单一对，还差十三块两毛。

华老说算得对吗？那还能不对？数学所的大拿连账都算不清还混吗？华老掏出十三块两毛，放在账单上飘然而去。

大家……教训给了，态度给了，方法给了，面子也给了。

学者们公款吃喝的风气，好长时间都控制得很好，就算大家为了工作出去吃饭，也多用AA制。

然而“文革”

时就有人为这事贴华老的大字报，说华老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出身，抠门，请钱学森吃饭钱老有事没到就拉部下付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