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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济慈先生的课（第1页）

严济慈先生是1955年数理化学部物理方面的学部委员之一，论水平那是没得说。

且不说先生学术上的成就，单从当时一家大报对严先生的采访，就可以让人对先生有一些感性的认识。

那是1955年夏天，有家报纸要介绍各位科学家，对学部委员们分别进行采访。

采访到严济慈先生的时候，那位记者问了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您做学生的时候，怎样看待比您成绩好的同学？严先生却瞠目结舌，半晌无法回答。

事后才知道，严先生从上学开始，从来都是第一名，他就没尝过当第二的滋味，这个问题他如何回答才好呢？就是这样厉害的严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上课，却有学生不满，找另一位学部委员施汝为反映问题，要求换老师。

谈起严济慈先生在科大受窘的事情，得从科大的建校说起。

科大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它的建立，和早些时候吴有训先生等人应邀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考察科研发展有关。

这次考察，根据随行的一位胡老先生回忆，是在1954年。

20世纪70年代后期，胡老还随另一个中国科学院的考察团再次出访，同样是去考察科技发展方向，这次去的，则是西欧各国，这次考察同第一次一样，也对中国科技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能有机会先后参加两次这样的考察，胡老可谓幸运。

两次考察团都是在国家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成行的，参加的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专家和科研领导干部。

但是考察团所花的钱很有价值。

第一次，是考察了怎样学习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为中国科学院的早期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第二次，则是根据当时形势，改弦更张，考察了更加先进的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成为“文革”

后重建科研体系的重要依据。

胡老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最年轻的随员，第二次，则成了负责管钱管物的“大管家”

。

有趣的是，两次考察，他印象最深刻的，都是德国。

第一次，是到东德，胡老印象中东德的人彬彬有礼，素质很高，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颇有不同。

到其他国家，对从东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来的客人，总是热情地招待，每天的访问，宴会等如流水不断，多少还有点儿物以稀为贵的意思。

到了东德，却发现德国人虽然有礼貌，但并没有安排什么沟通感情的行程。

据老先生后来的看法，这大概和德国人骨子里严谨而情商不高的民族特点有关，他们想不出吃吃喝喝对科技交流有什么好处（我们也想不出）。

于是，在东德访问的时候，考察团出现了难得的清静时刻。

特别是周末，德国的商场餐厅处处关门，大家就算想出门也无处可去。

只能躲在宾馆里。

这时候，某位先生带的一套《三国演义》就成了大家争抢的对象。

那么，是不是东德之行有点儿乏味呢？胡老说那可不是，有趣得很。

有趣的地方，是到柏林。

柏林当时是国际共管，同一条街上也驻扎有不同国家的军队，服装不同，武器不同，风格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