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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文献资料之九大清洗2（第1页）

附录：文献资料之九有关前苏联大清洗的文献摘编（2）“大清洗”

运动的基本原因（一）“大转变”

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斯大林把反“右倾”

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

。

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是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

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

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

（《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其中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的农民达130多万人。

（《（1927年——1932年）b·п·达尼洛夫、h·a·伊夫尼茨基编著，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俄〕h·a·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了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lang潮”

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

同时，这期间对牲畜大量的宰杀、劳动力人口的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

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

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

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

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

领袖们的政治威望。

《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

，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

、“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

。

（〔俄〕ю·г·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

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就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

（〔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页）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

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

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

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年——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

而被吊销党票的。

（〔俄〕奥?奥列弗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30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

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

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

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

他们在反“右倾”

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是后来他们为“大转变”

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