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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断电话后徐听寒站起来走到饮水机旁接了几口水喝，喉咙里的干渴涩痛才微微消褪。

回到座位上他又开始给安尧打电话，连续十几通无一例外都以“暂时无法接通”

终结。

从下午到晚上他打了近百通电话，没有一次能听到他最渴求的来自安尧的轻缓温和的声音。

他拼命刷着A省暴雨泥石流的新闻资讯，可灾害刚发生不久，有效的报道太少，一时也得不到什么线索。

之前就不该松口让安尧去调研的对不对？安尧坚持也罢哀求也罢，徐听寒都不该同意，如果遥遥一定要走，甚至要和他离婚，徐听寒一纸辞职报告交上去，追安尧到天涯海角，将人绑回家里或郊区别墅关起来就好了。

反正已经在想象里做过了很多次不是吗？安尧在他身边未必多快乐，但一定非常安全，情况一定远超现在这样生死不明的境地。

徐听寒对平那村的恨意更上一层楼。

如果有那样的能力，他真想把这座野蛮无情的村落夷为平地。

折磨他还不够，为什么还要吞灭他的爱人？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谁能回答徐听寒？

离开平那村十多年，徐听寒的噩梦依然未曾断绝。

最开始在医院做失语症康复治疗的几个月，徐听寒会梦到那个男人——多面的、不同的、随时间变换而扭曲面孔改变形象的他的父亲，或者说第一位养父。

徐听寒不想提起他的名字，起初是畏惧和害怕，后来则是单纯的厌恶和仇恨。

刚开始一切都是很好的，他有严厉的父亲和慈爱的母亲，父亲在镇上做些小生意，他最喜欢在家门口的樟树下等父亲回家，母亲很擅长做炖菜，傍晚时分香气从木门内飘出来，像是催人沉醉痴迷的雾，让徐听寒总是满怀期待和憧憬；到他六岁时父亲突然像是变了个人，不再去工作，每天就是醉醺醺卧在家里，醒了便喝酒抽烟。

他的半醉半醒时分恰是徐听寒与母亲最想逃离的片刻，那样痛的巴掌打在母亲和自己脸上，那样长的木棍劈在母亲和自己身上，他们哭喊，祈求，邻居们明明都听得到，却会在第二天装作若无其事，避开他们紧张而期待的视线，不会对经常发生的暴力做出任何表态。

他习惯被人指着鼻子骂“野种”

“杂种”

，他习惯在穿布料较少的衣服时有数不清的伤痕淤青露出，他习惯每晚听着母亲的惨叫和啜泣声做作业，他以为自己都习惯了。

可当母亲说要带他离开这里，去只有他们的家生活时，徐听寒才发现自己原来不是习惯了这些遭遇，只是习惯了忍耐。

他埋在母亲怀里嚎啕大哭，说“我要走”

，说“我要妈妈不要爸爸”

，母亲摸着他的头发，湿漉漉的泪滴在他疤痕刚刚痊愈长好的肉粉色头皮上。

他们计划好了一切。

母亲拿了父亲藏在小匣子里的钱，只带了有限的几件衣物装在包袱里。

徐听寒——那时他还叫忆冰，是母亲起的，因为母亲来自一座会飘鹅毛大雪的城市——扒在屋门口，紧张地盯住道路尽头，祈祷不会出现那个男人摇摇晃晃的身影。

母亲又觉得不放心，将所有衣服拿出来叠好压到最扁，摞起来放好重新塞进自己外套里面，避免被人看出他们要走。

做好这一切他们轻手轻脚走出木屋，对路上碰到的邻居说他们要去村头的河边放风，又在分岔路口果断调转方向，沿离村的小路拼尽全力狂奔。

细细回想起来，那是徐听寒长到那么大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自由”

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