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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和后记（第4页）

北京，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七日［《活着》日文版（2002年）序］前言我曾经以作者的身份议论过福贵的人生。

一些意大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了一个十分有益的问题：“为什么您的小说《活着》在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要讲生活而不是幸存？生活和幸存之间轻微的分界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

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

《活着》中的福贵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

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的眼中就会是一个苦难中的幸存者。”

出于上述的理由，我在其他的时候也重复了这样的观点。

我说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

于是那些意大利中学生的祖先，伟大的贺拉斯警告我：“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幸福。”

贺拉斯的警告让我感到不安。

我努力说服自己：以后不要再去议论别人的人生。

现在，当角川书店希望我为《活着》写一篇序言时，我想谈谈另外一个话题。

我要谈论的话题是──谁创造了故事和神奇？我想应该是时间创造的。

我相信是时间创造了诞生和死亡，创造了幸福和痛苦，创造了平静和动荡，创造了记忆和感受，创造了理解和想象，最后创造了故事和神奇。

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说的就是时间带来的喜悦和辛酸：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四讲述了一个由时间创造的故事，一位名叫崔护的少年，资质甚美可是孤寂寡合。

某一年的清明日，崔护独自来到了城南郊外，看到一处花木丛翠的庭院，占地一亩却寂若无人。

崔护叩门良久，有一少女娇艳的容貌在门缝中若隐若现，简单的对话之后，崔护以“寻春独行，酒渴求饮”

的理由进入院内，崔护饮水期间，少女斜倚着一棵盛开着桃花的小树，“妖恣媚态，绰有余妍”

。

两人四目相视，久而久之。

崔护告辞离去时，少女送至门口。

此后的日子里，崔护度日如年，时刻思念着少女的容颜。

到了第二年的清明日，崔护终于再次起身前往城南，来到庭院门外，看到花木和门院还是去年的模样，只是人去院空，门上一把大锁显得冰凉和无情。

崔护在伤感和叹息里，将一首小诗题在了门上：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简短的故事说出了时间的意味深长。

崔护和少女之间除了四目相视，没有任何其他的交往，只是夜以继日的思念之情，在时间的节奏里各自流淌。

在这里，时间隐藏了它的身份，可是又掌握着两个人的命运。

我们的阅读无法抚摸它，也无法注视它，可是我们又时刻感受到了它的存在。

就像寒冷的来到一样，我们不能注视也不能抚摸，我们只能浑身发抖地去感受。

就这样，什么话都不用说，什么行为都不用写，只要有一年的时间，也可以更短暂或者更漫长，崔护和少女玉洁冰清的恋情便会随风消散，便会“人面不知何处去”

。

类似的叙述在我们的文学里随处可见，让时间中断流动的叙述，然后再从多年以后开始，这时候绝然不同的情景不需要铺垫，也不需要解释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在文学的叙述里，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须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

另一个例子来自但丁《神曲》中的诗句，当但丁写到箭离弦击中目标时，他这样写：“箭中了目标，离了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