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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2页）

对于格林兄弟来说，拯救民间故事就意味着使保存在普通人民中的部分古代宗教重见光明，这种宗教在拿破仑败北这个光荣日子到来之前，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然而它终于唤醒了德国的民族意识。

在研究印度的学者们看来，雅利安人的祖先为解释太阳和月亮的奥秘而创作的寓言，为宗教和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人类学者看来，这象征着部落的青年时代的那种可怕和血腥的礼拜式；这种礼拜式从古至今都一样，不管是石器时代的猎人，还是今天的原始部落。

芬兰学派[16]的信徒们为追溯佛教国度、爱尔兰和撒哈拉沙漠地区民族迁徙的情况，运用了一种与甲虫分类法相似的方法，在分类过程中把研究结果用类型指数与主题指数的代数和来表示。

弗洛伊德[17]精神分析学派所积贮的是人皆有之的模糊梦境，并把这种梦境从苏醒时濒于遗忘的边缘抢救出来，并用条文的形式记载下来，以表示人们最基本的欲望。

然而对于各处研究地方风俗的学者们来说，民间文学体现了他们对一位熟悉的乡土神（他们不知这位乡土神的名字）的顶礼膜拜，这位神以农民为他的代言人。

但是我甚至在对原始素材还缺乏研究热忱的情况下，就毫无准备地置身于这浩瀚的大海之中了。

我陷入困难重重的境地，在一大堆呆滞而又不受理智控制的口头传说前感到无可奈何。

（“你甚至还不是个南方人！”

一位正统的民族学家朋友这么对我说。

）我时刻不能忘怀的是所接触的材料神秘莫测。

我仔细考虑了在这个领域内一切对立的学说，感到既有趣又迷惘。

我既得注意决不让逻辑推理把阅读材料时所得到的美感毁掉，又得注意不要过早地被这些错综复杂、难以捉摸的素材所迷惑。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我跟民间故事没有必然联系，为什么还要承担这项工作呢？对此，我将在适当的时机说明。

在着手利用手头资料编纂民间故事的时候，我渐渐地染上了一种狂热，想获得越来越多的各种民间故事的版本。

材料的核定、分类和比较，几乎成了我的嗜好，我感到自己被类似昆虫学家们的那种特有的热情所支配。

我想，这也是赫尔辛基民俗学家协会的学者们特有的热情吧。

这种激情迅速地转化为一种狂热的癖好，其结果是：为了换取《金粪驴》故事的新版本，我会拿出普鲁斯特[18]写的所有小说。

倘若读到的故事是新郎在吻母亲时失去记忆，而不是回教丑妇的轶事，我就要大失所望。

我的眼睛象染上了狂热症的人那样，变得敏锐起来，我一眼就能在最难以分辨的阿普利亚或弗留利版本里，区分出“普雷泽姆莉娜”

型的人物还是“贝林达”

型的人物[19]。

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被这项蜘蛛网似的研究工作缠住，它的麻烦之处不在于外部形式而在于内部特征：无穷无尽的变化和无休无止的重复。

与此同时，我那仍然清醒、并且为自己的癖好日益发展而感到兴奋的理智发现，意大利民间故事丰富、明晰、变幻莫测且真伪混杂，在这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日耳曼、北欧和斯拉夫诸国最著名的民间故事。

这不仅仅是因为故事讲述人（往往是妇女）的才能出众，或者是故事诞生地的优良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意大利民间故事在根本上是十分绚丽多姿、情趣横溢、构思新颖的。

它的结构与对事物的综合能力堪称无与伦比。

我沉湎于这些材料的时间愈久，原先所持的保留态度就愈少。

我对这种探索真是兴奋至极。

与此同时，我原先对分类、编纂所持的狂热、孤独的感情，逐渐被另一种愿望所代替。

那就是想把自己读到的种种出人意料的情景描述出来。

我对民间故事的概述就此结束。

书也编完了。

在写这篇序言时，我有种离群索居之感。

我还能不能回到现实中来呢？两年来，我一直居住在树林里和着魔的城堡中，在思考和行动之间忍受着折磨：一方面，我渴望瞥见神话里美人的脸庞，她每晚睡在那骑士的身旁；另一方面，我要在隐身服、魔爪或羽毛这些能使我变成动物的物件之间抉择。

两年来，我周围的一切渐渐变成了仙山奇境；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符咒或魔法变态事物；那里的人们在我的心目中，要么被命中注定的爱情所驱使，要么中了魔法；在那里有突然的失踪，也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那里是非分明，幸福有巨龙守护，道路上荆棘林立、障碍重重。

同样，似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在现今处于停滞之中，而实际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蛇洞被打开，成了牛奶河；仁慈的君主却原来是暴虐蛮横的父亲；寂静无声、着了魔的王国突然复苏。

我有这样一个印象：早已丧失的、在民间故事里统治一切的法规，正在我所打开的魔箱里蹦了出来。

书编完了，我知道我的上述印象不是幻觉，也不是职业病，而恰恰证实了我以前的想法：民间故事是真实的。

总的看来，民间故事通过对人世沉浮的反复验证，在人们缓缓成熟的朴实意识里为人生提供了注脚。

这些民间故事是男人和女人潜在命运的记录，尤其是那些即将决定人们命运的人生阶段的记录：例如年轻人的出生（这本身就往往预示今后的命运），离开家乡，最后经过种种人生的磨难，长大成人，成为人类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