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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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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

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本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

他们的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

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

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

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

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

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

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

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交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

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

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

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

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不止是我在恨。

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

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

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

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