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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临遗言（第7页）

。

四、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来标志二十世纪人类的三个戏剧观，理论气度广远，道前人所未道，却非常切合戏剧实际。

提出至今，国际上未见重大异议。

五、以三大戏剧观过渡到“写意戏剧观”

，是一个重大的美学创造。

现在，已经成为戏剧界一种通用的工作用语。

这在现代文艺的理论建设上，是一个奇迹。

鸟瞰世界，概括世界，又被世界接受，这样的理论成果，历来罕见。

记住了，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这是天上的哲学之神、艺术之神都在低头注视中国、注视上海的日子。

我实在想不起，几十年来，全中国的艺术理论，不，全中国的所有文化理论，有哪一项成果，能超过它。

我问过很多文化人、理论家。

他们想了好久，找了好久，排了好久，最后都摇头，说：“确实找不到一项。”

那么，我又要提醒大家，就在这个日子的两个星期之后，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上海的另一位文化巨匠巴金，将有一个发言，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阻碍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棍子”

。

实践证明，那是对“文革”

灾难的预言。

一九六二年的晚春季节，上海显得那么光辉。

大创建、大发现、大判断、大预言，居然一起出现。

光辉之强，使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还觉得有点刺眼，因此大家故意视而不见，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样。

若问今日媒体：五十年前，这个城市出现过什么值得记忆的文化人物和文化事件？答案可能是两首广泛宣传的歌曲，三段市井听熟的唱词，一堆人人皆知的明星。

当然，还可能排出几个据称博学、却不屑写文章发表自己见解的教授。

不管再怎么排，也挨不到黄佐临的文章，巴金的发言。

五黄佐临先生在“文革”

中的遭遇，我不想多说。

理由是，他自己也不想多说。

对这类事情我早有经验：受苦最深的人最不想说，说得最多的人一定受苦不多，说得高调的人一定是让别人受了苦。

在不想说的人中，也有区别。

在我看来，同样是悲剧，巴金把悲剧化作了崇高，而黄佐临则把悲剧化作了喜剧。

或者说，巴金提炼了悲剧，黄佐临看穿了悲剧。

看穿的结果，是发笑。

他的几个女儿都给我讲过他在“文革”

中嘲弄造反派歹徒，而对方却不知道被嘲弄的很多趣事。

有几次讲的时候他在场，但他不仅没有搀和，反而轻轻摇头阻止。

不管怎么说，他对那场灾难的最终思维成果是非常严肃的，那就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拷问。

“文革”

结束后不久，他到北京，导演了布莱希特名作《伽利略传》（与陈颙合作）。

当时，为了拨乱反正，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召开，知识分子在业务上应该有驰骋的空间了，但他们在精神上能不能建立尊严？《伽利略传》及时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一时震动了整个京城。

人们说，从来没见过一部戏能够在关键时刻如此摇撼人们的灵魂深处。

又说，这是“科学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