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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临遗言（第9页）

他每次讲这个计划的时候，都会激动得满脸通红。

他说，剧场是死的，车是活的，古希腊没有机动车，我们现在有了，以前欧洲不少城市也这么做过。

但是，当我一泼冷水，说根本选不出“二十台最好的戏”

，他想一想，点了点头，也就苦恼了。

这个过程多次重复，使我相信，大艺术家就是孩子。

交往再多，真正的“紧密合作”

却只有一次，时间倒是不短。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吧，上海文化界也开始要评“职称”

了。

这是一件要打破头的麻烦事，官员们都不敢涉足。

其实他们自己也想参评，于是要找两个能够“摆得平”

的人来主事。

这两个人，就是黄佐临先生和我。

经过多方协调，他和我一起被任命为“上海文化界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的“双主任”

。

我说，不能“双主任”

，只能由黄佐临先生挂帅，我做副主任。

但黄佐临先生解释说，他也是文化界中人，而我则可以算是教育界的，又在负责评审各大学的文科教授，说起来比较客观。

因此，“双主任”

是他的提议。

在评审过程中，黄佐临先生的品格充分展现。

他表面上讲话很少，心里却什么都明白。

例如，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整人干将”

，不管官职多高，名声多大，他都不赞成给予高级职称。

有一个从延安时代过来的“院长”

，很老的资格，不小的官职，也来申报。

按惯例，必然通过，但评审委员会的诸多委员们沉默了。

黄佐临先生在讨论时只用《哈姆雷特》式的台词轻轻说了一句：“搞作品，还是搞人？这是个问题。”

过后投票，没有通过。

上海文化界不大，有资格申报高级职称的人，大家都认识。

对于其中那些“文革”

中的造反派首领和积极分子，怎么办？黄佐临先生说：“我们不是政治审查者，只评业务。

但是，艺术怎么离得开人格？”

我跟着说：“如果痛改前非，业务上又很强，今后也可以考虑。

但现在，观察的时间还不够。”

因此，这样的人在我们评的第一届，都没有上去。

对于“革命样板戏”

剧团的演员，黄佐临先生觉得也不必急着评，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