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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妈妈致悼词（第3页）

家里的人，有的被关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没有一双手来帮她一把，她只能这样。

“文革”

结束后，公道回归，被害的家人均获平反，我也被选拔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

但是，不管声名如何显赫，我的衣食负担还是落在妈妈肩上。

直到今天，集体宿舍的老邻居们还都记得，我妈妈每隔几天就肩背一个灰色的食物袋来为我做饭，后面还跟着爸爸。

现在，很多当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个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抢着出版我那时写的学术著作。

但是只有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半分量，都由一副苍老的肩膀扛着，直到马兰的出现。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妈妈一生的微笑和腼腆，绝不是害怕、躲避、无能、平庸。

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大。

妈妈让我懂得，天地间有另一种语言。

记得当年爸爸单位的“革命群众”

每隔几天就会来威胁妈妈，说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党罪行”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

妈妈每次都低头听着，从不反驳一句，心里只想着下一顿饭能找一些什么来给孩子们吃。

后来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妈妈陪着祖母去料理后事，当地的“革命群众”

又在一旁厉声训斥，妈妈只是捧着骨灰盒低头沉默，随便他们说什么。

几十年过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妈妈的沉默是对的。

那些“革命群众”

不值得辩论。

一辩论就进入他们的逻辑系统，必定上当。

妈妈固守的，是另一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天道天理。

只有沉默，才能为天道天理让出位置，才能为历史裁判留下空间。

妈妈心中的天道天理，比我们常说的大是大非还要高。

妈妈并不否认大是大非，例如，在“文革”

灾难中，她和我都知道，只要我去与造反派疏通一下，表示服从，爸爸的处境也许会改变，但我坚决不去疏通，她也赞成我这么做。

又如，她知道我曾经到一个出版社单独与“工总司”

暴徒对峙，又冒险悄悄地主持了上海唯一的周恩来追悼会，她都没有阻止我，只说“做事不大声，做完就走人”

。

但是，这些事，还不是她心中的终点。

她的终点听起来很平常：不管别人怎么闹，都要好好活下去。

在这一点上，妈妈显然高于爸爸。

爸爸是典型的儒家，相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一套，成天要为正义挺身而出，为此受尽折磨。

直到十年前，还被广州、上海、天津的三份诬陷我的报刊活活气死。

他临终床头那几份报刊上的颤抖笔画，便是生死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