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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临遗言（第1页）

一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萧伯纳的寓所。

再过两个多星期，就是萧伯纳八十一岁的生日。

这些天，预先来祝贺的人很多，他有点烦。

早在十二年前获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已经在抱怨，奖来晚了。

他觉得自己奋斗最艰难的时候常常找不到帮助，等到自己不想再奋斗，奖却来了。

“我已经挣扎到了对岸，你们才抛过来救生圈。”

他说。

可见，那时的他，已觉得“对岸”

已到，人生的终点已近。

但是谁想得到呢，从那时开始，又过了十二年，还在庆祝生日，没有一点儿要离开世界的样子。

他喜欢嘲笑自己，觉得自己偷占生命余额的时间太长，长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更可嘲笑的是，恰恰是他“偷占生命余额”

的漫长阶段，最受人尊重。

今天的他，似乎德高望重，社会的每个角落都以打扰他为荣。

他尽量推托，但有一些请求却难以拒绝，例如捐款。

他并不吝啬，早已把当时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八万英镑，全数捐给了瑞典的贫困作家。

但他太不喜欢有人在捐款的事情上夹带一点儿道德要挟。

对此，他想有所表态。

正好有一个妇女协会来信，要他为一项活动捐款，数字很具体。

萧伯纳立即回信，说自己对这项活动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因此不捐。

他回信后暗想，随便她们怎么骂吧。

没想到过几天收到了她们的感谢信，说她们把他的回信拍卖了，所得款项大大超过了她们当初提出的要求。

“还是被她们卷进去了。”

他耸了耸肩。

对于直接找上门来的各种人员，仆人都理所当然地阻拦了。

因此，住宅里才有一份安静。

但是，刚才他却听到，电铃响过，有人进门。

很快仆人来报：“那个您同意接见的中国人黄先生，来了。”

黄先生就是黄佐临，一九二五年到英国留学，先读商科，很快就师从萧伯纳学戏剧，创作了《东西》和《中国茶》，深受萧伯纳赞赏。

黄佐临曾经返回中国，两年前又与夫人一起赴英，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莎士比亚，并在伦敦戏剧学馆学导演，今年应该三十出头了吧？这次他急着要见面，对萧伯纳来说有点突然，但他很快猜出了原因。

据他的经验，这位学生不会特地赶那么多路来预祝生日。

原因应该与大事有关：《泰晤士报》已有报道，三天前，七月七日，日本正式引发了侵华战争。

萧伯纳想，中国、日本打起来了，祖国成了战场，回不去了，黄先生可能会向自己提出要求，介绍一份能在英国长期居留的工作。

当然，是戏剧工作。

萧伯纳边想边走进客厅。

他看到，这位年轻的中国人，正在细看客厅壁炉上镌刻着的一段话，他自己的语录。

黄佐临听到脚步声后立即回过头来，向老师萧伯纳问好。

落座后，萧伯纳立即打开话匣子：“七月七日发生的事，我知道了。”

“所以，我来与您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