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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百年（第1页）

一在当代华人学者中，我也算是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最多的人之一吧？但我每次都要求邀请者，不向国内报道。

原因，就不说了。

在邀请我的城市中，有一座我很少答应，那就是我生活的上海。

原因，也不说了。

但是，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破例接受邀请，在外滩的上海档案馆演讲。

原因是，八天后，正是巴金百岁寿辰。

庆祝百年大寿，本该有一个隆重的仪式，亲友如云，读者如潮，高官纷至，礼敬有加。

这样做，虽也完全应该，却总免不了骚扰住在医院里那位特别朴素又特别喜欢安静的老人。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只让几个文人在黄浦江边花几天时间细细地谈老人。

而且，是在档案馆，似乎在提醒这座已经不太明白文化是什么的城市，至少有一种文化，与江边这些不受海风侵蚀的花岗岩有关，与百年沉淀有关。

由我开场。

在我之后，作家冰心的女儿吴青、巴金的侄子李致、巴金的研究者陈思和，都是很好的学者，会连着一天天讲下去。

讲完，就是寿辰了。

没想到来的听众那么多，而且来了都那么安静，连走路、落座都轻手轻脚。

我在台上向下一看，巴金的家里人，下一辈、再下一辈，包括他经常写到的端端，都坐在第一排。

我与他们都熟，投去一个微笑，他们也都朝我轻轻点了点头。

有他们在，我就知道该用什么语调开口了。

二家人对老人，容易“熟视无睹”

。

彼此太熟悉了，忘了他给世界带来的陌生和特殊。

因此，我一开口就说，请大家凝视屏息，对巴金的百岁高龄再添一份神圣的心情。

理由，不是一般的尊老，而是出于下面这些年龄排列——中国古代第一流文学家的年龄：活到四十多岁的，有曹雪芹、柳宗元；活到五十多岁的，有司马迁、韩愈；活到六十多岁的多了，有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活到七十多岁的不多，有蒲松龄、李清照；活到八十多岁，现在想起来的，只有陆游。

扩大视野，世界上，活到五十多岁的第一流文学家，有但丁、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狄更斯；活到六十多岁的，有薄伽丘、塞万提斯、左拉、海明威；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小仲马、马克·吐温、萨特、川端康成、罗曼·罗兰；活到八十多岁的，有歌德、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活到九十多岁的，有萧伯纳。

在中外第一流的文学家之后，我又缩小范围，拉近时间，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年龄也作了一个统计。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张爱玲、张恨水；活到八十多岁的，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丁玲、沈从文、林语堂；活到九十多岁的，有叶圣陶、夏衍、冰心。

我的记忆可能有误，没时间一一核对了。

但在演讲现场，我把这么多名字挨个儿一说，大家的表情果然更加庄严起来。

这个名单里没有巴金，但巴金却是终点。

因此，所有的古今中外作家都转过身来，一起都注视着这个中国老人。

至少到我演讲的这一刻，他是第一名。

杰出作家的长寿，与别人的长寿不一样。

他们让逝去的时间留驻，让枯萎的时间返绿，让冷却的时间转暖。

一个重要作家的离去，是一种已经泛化了的社会目光的关闭，也是一种已经被习惯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断，这种失落不可挽回。

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如果能让司马迁看到汉朝的崩溃，曹雪芹看到辛亥革命，鲁迅看到“文革”

，将会产生多么大的思维碰撞！

他们的反应，大家无法揣测，但他们的目光，大家都已熟悉。

巴金的重要，首先是他敏感地看了一个世纪。

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发生多少让人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看不懂又不必要懂、不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