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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不要说（第1页）

二十年前，我在西部边陲的某部队留守处当军医，主要给随军家属看病。

婆姨们的男人都在昆仑山上戍边，家里母子平安，前方的将士就英勇。

我的工作很重要。

家眷都是从天南地北会聚来的。

原来在农村，地广人稀，空气新鲜，不易患病。

现在像羊群似的赶在一起，加之西北干燥寒冷，病人不断，忙得我不亦乐乎。

我的助手是卫生员小鲁，一个四川籍的小个子兵，长得没什么特色，只是一对眼睛又黑又亮，叽里咕噜地转，像蜜炼的中药丸。

正是“文革”

期间，他没接受过正规培训，连劳动带扔手榴弹加在一起，算上了几个月的卫生员训练班。

不过心灵手巧，打针、换药、针灸都在行。

每天围着我问这问那，总说学好了本领，回家给他奶奶瞧病去。

他奶奶有很严重的气管炎，喘得像堵了一半的烟筒。

一天他对我说，毕医生，我想买点青霉素给我奶奶治病。

我给他开了处方，他买了药寄回去。

过了些日子，他说奶奶的病比以前好多了，我们都为他高兴。

可是青霉素用完了，想再买些。

我又给他开了处方，这次他没拿到药。

领导说药不多了，工作人员不能老自己买，得留给病人用。

边防站乔站长的独生子小旗病了。

我开了青霉素打针，那剂量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足够大的。

我向来崇尚毛主席老人家说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计策，用地毯式轰炸。

连续打了四天针，孩子的病势丝毫不见轻。

我很纳闷，这种怪症最近不断出现，用药像泼凉水一样。

好像是一种极耐药的病菌侵袭了孩子。

有人说，这医生的医术不高。

这么年轻，自己没生过孩子，哪里会给孩子瞧病？我说，我还没上过战场呢，可我治好过枪伤。

人们不再说什么，但孩子的病日渐沉重。

我只有查书，把厚厚的书页翻得如同柳絮飞花，怕自己贻误了小小的生命。

终于有一天，小旗的妈妈怯生生地问我，您给我儿开的药，是一瓶还是半瓶？我说，是一瓶啊。

她有些迟疑地说，那小鲁给我家小旗每次打的都是半瓶。

我的心嗖地紧缩成一团，像腊月天里一个冻硬了的馒头。

这个小鲁！

一定是他克扣了病人的药品，把青霉素私存起来，预备寄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