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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第5页）

这骇人听闻的丑陋现象和评论界里那深邃的学术、高尚的道德准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倒是挺喜欢欣赏这种离奇的格调的。

有时为了赶稿以便在最后的期限前交出，我经常和他留在办公室里干到深夜，然后我们便一起出去吃夜宵。

酒足饭饱之后，他就去寻花问柳。

他老想把我也带上，我总是拒绝他，告诉他我的婚姻美满，这一理由居然成了他经常用来开玩笑的材料。

“你还没有对妻子感到厌倦？”

他每次都这样问我，就像科里问的一样。

我从不做回答，也不搭理他，因为这不关他的事。

他便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这真是世界第十大奇迹，结婚100年了仍眷恋着和妻子造爱！”

有时，我会不高兴地瞪着他，他就引用某位我从来没有拜读过大作的作家的话来解嘲：“不必当坏人，时间是敌人。”

他最喜欢这句话，经常引用它。

由于在这里上班，我培养了自己对文艺界的爱好，我甚至幻想着自己已经是文艺界的一分子。

我原以为这个地方很清高，不会为金钱而吵架或讨价还价，因为这里的人们既然能在作品中塑造出大家热爱的主人公，那么就应该和这些主人公一样高尚，然而如今我发现这些作者和常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更疯狂一点。

原来奥萨诺也讨厌这些人，他还在这方面给我上课：“唯一特别的人物就是长篇小说家。

他们不像短篇小说作者和影视剧作者、诗人、舞台剧作家以及那些轻量级的文艺记者——这些人全是衣着花哨的瘦子，没有一个是有分量的，而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工作中，作者应该是重量级的。”

讲完这一看法后，他沉思良久，然后在一张纸条上做了记录，我知道在下星期天的评论上就将有一篇有关重量级问题的论文了。

有时他会因为评论中的文章质量低下而大发雷霆，他把评论刊物发行量下降的原因归罪于这一重要职业中存在的沉闷现象，埋怨道：“是的，那些混蛋很聪明能干，但是他们却即使有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可说，也写不出一句像样的句子来！

他们的文章就像口吃的人说话那样结结巴巴，当你费劲地琢磨这些从咬紧的牙关中蹦出来的每个字是什么意思时，他们反而要打断你的脚。”

每周，奥萨诺都在第二页发表他的论文。

他的文笔精彩，笔锋敏锐，倾向于尽可能多树敌的做法。

有一个星期，他发表了一篇赞成死刑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在任何一次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的投票者都赞成死刑，只有像评论读者一样看待公众的那些所谓精英阶级，才设法在美国把死刑搞到停滞的地步。

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就是为罪犯和穷人提供许可证，让他们对中产阶级偷窃、攻击、入屋打劫、强xx和谋杀。

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下层阶级走上革命道路而有意为他们提供一条出路，因为政府中的高层人物评估过这种局面毕竟比革命造成的代价低。

他指出精英们住在安全的环境中，他们的孩子上私立学校，还要雇佣私人保镖，所以不会受到那些被误导了的无产阶级造反时产生的伤害。

他又嘲讽那些自由主义者，因为这些人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政府处死公民的做法会对整体的人道主义造成野蛮的后果，而他觉得人类只不过是动物而已，当其中的某些人犯了杀人罪时，也应该像印度的野象杀人之后被处死一样。

他断言，其实被处死的大象可以升天，比起那些因为受不了海洛因的折磨而杀人的罪犯更有尊严，现在这些杀人犯反而舒舒服服地在牢里住上几年后又出去杀害更多的中产阶级，这是何等的不公平！

当论述死刑是否有阻吓作用时，他讲到英国公民是世界上最守法的公民，英国警察值勤时都不用带枪，他把这一成就归功于19世纪时英国人曾处死一个偷手帕的九岁小孩，然后他又承认这种严厉的措施虽然消灭了犯罪和保护了人民财产，最终却导致了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变成了强硬的政治动物，在英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文章的结尾，他为美国的统治者喝彩，说他们实在聪明睿智，竟然能高瞻远瞩到让下层人民去偷、去抢、去杀人，这样他们的子民就不会走英国工人阶级的老路，成为政治上的革命者了。

这是一篇极其无礼霸道的文章，然而文笔非常犀利，通篇的逻辑性也很强。

奥萨诺在文中的一句话特别激怒了读者：“我们还不清楚死刑是否有阻吓的作用，但我们知道被我们处死的人是不会再去杀人了。”

自由主义的。

高文化层次读者，包括那些最著名的、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寄来了数以百计的抗议信。

一个激进的组织写给出版商一封特别的信，里面由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联名，一致要求罢免奥萨诺的评论编辑的职务，奥萨诺干脆把这封信全文刊登在下一期的评论上。

他太出名了，不能轻易罢免他，何况人人都在期待着他写完那本“伟大”

的小说，那本能为他赢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

有时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正在长长的黄纸上写作，但是他一看见我走进来，马上就把它放进书桌的抽屉里。

我明白那一定是创作中的传世经典，所以从不向他打听，而他也从不主动和我谈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