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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10页）

，忽略了家庭。

他妻子和他离婚后嫁给了他的一个朋友，他没有责备他或她，因为这位朋友和她趣味相投，智力相当，而且都是及时行乐方面的天才。

佐顿同意了她提出的所有要求，并且把企业卖了，将全部钱财都给了她。

他的律师提醒他这样做太慷慨了，将来肯定会后悔莫及的，然而佐顿认为这并不是慷慨，因为他可以赚更多的钱，而他的前妻和她的新丈夫都不能。

“你们看我赌博的样子，一定以为我不懂得赚钱，其实我本来可以当一个大商人的，全国各地都表示愿意给我就业的机会，如果我坐的飞机不在维加斯着陆，也许我现在正在洛杉矶赚我离婚后的第一个100万美元呢！”

这是一个很动人心弦的故事，但在我听来总觉得有不真实的环节——他太善良了，这故事的情节也太文明了。

有一件可以落实的也是很反常很不对劲的事就是他晚上从不睡觉。

每天早晨我为了有胃口吃早餐先去赌场掷骰子的时候，总会看见他在骰子赌档搏斗，很明显，他整个晚上都在赌。

有时他太累了，就出现在大转盘或21点赌档。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身体也越来越糟糕：体重不断减轻，眼睛好像灌满了红色的脓液。

他唯一保留不变的是待人温文尔雅，谈吐文质彬彬，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讲过一句妻子的坏话。

有时，科里单独和我喝咖啡或吃正餐，就会问我这样一些问题：你相信任顿那鸟人的话吗？你能相信一个男人会让一个半老徐娘搞得失魂落魄吗？你相信他老婆真的像他描绘的那么完美无缺吗？……我对他说：“她不单是一个半老徐娘，还曾经是他多年的妻子，是他孩子的母亲，是他精神的支柱。

他是个守旧的清教徒，20多年的习惯在刹那间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经受不起这种打击。”

是佐顿让我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的。

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提了很多问题，却很少谈到你自己。”

他停顿了好一会儿，仿佛在对到底是否值得再多打听下去进行了思想斗争，然后才问道：“你为什么在维加斯呆这么久？”

“我是个作家。”

我告诉他，而且从这里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

他们听到我曾经出版过一本小说后的表情使我好不得意，更让他们吃惊的是我已经31岁了，抛开了妻子和三个孩子跑到维加斯来赌博。

“我一直以为你顶多不过25岁呢，而且你没有戴结婚戒指。”

科里疑疑惑惑地说。

“我从不戴结婚戒指。”

我告诉他。

佐顿开玩笑地说：“你不需要戒指，你不戴戒指才像个罪犯。”

我无法想象温和谦恭的佐顿会开这样的玩笑。

他自己也结过婚，并且住在俄亥俄州。

也许他内心也感到开这样的玩笑未免有些粗俗，他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这么自由化，也许是他妻子说这类话的时候他惯于纵容她随便乱说，渐渐也就听得心安理得。

我相信她开这类玩笑是满不在乎的，但从他的口中讲出来就实在很不相称，当然，听到他这样说我也无所谓，绝对不至于把难以接受的内心世界也表现出来。

我把自己的婚姻状况告诉了他们，在讲述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我对以前所吹嘘的牛皮也做了澄清——我腹部的伤疤不是战争造成的，只不过是胆结石手术留下的痕迹。

科里听后忍不住笑道：“你这个该死的艺术家！”

我耸耸肩，微笑着继续给他们讲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