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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5章 白居易 半生直谏一腔诗乐天进退两心安（第2页）

周至紧邻长安，是京畿重地，县尉一职需要常年下乡巡查农事、处理民间纠纷。

这份基层官职，让白居易近距离窥见底层百姓生存真相，也催生千古名篇《长恨歌》。

公务之余，白居易与友人同游仙游寺，听闻当地流传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有感帝王误国、盛世崩塌，挥笔写下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全诗百句，行文通俗婉转，爱恨缠绵又暗含讽谏，问世之后迅速风靡大唐。

长安酒楼、教坊歌女、民间孩童人人传唱，甚至远传海外，鸡林国商人专程高价收购他的诗作，一篇百金，真伪一眼可辨。

《长恨歌》爆火让白居易名声响彻天下，可他并未沉醉于言情诗带来的流量，心中始终记挂民生疾苦。

元和二年，白居易被提拔为翰林学士，次年升任左拾遗，这是专门劝谏皇帝、弹劾权贵的谏官，品级不高，却拥有直接面圣上书的权力。

站在朝堂之上，白居易彻底释放直言敢谏的本性，全然不顾官场明哲保身的潜规则。

唐宪宗想要用兵讨伐藩镇王承宗，耗费巨额军费，百姓赋税陡增，百官无人敢反驳，唯有白居易连上数道奏折，细数战事弊端，恳请皇帝休养生息；关中大旱，庄稼绝收，他连夜上书，请求减免江淮灾区赋税，发放粮食赈济灾民；宫中宦官借着“宫市”

名义强抢百姓货物，朝堂权贵与宦官勾结，百姓敢怒不敢言，白居易直接写下《卖炭翁》，用直白文字揭露宦官恶行。

这段谏官生涯，是白居易讽喻诗创作的巅峰时期。

他发起新乐府运动，立下核心理念：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写诗不为堆砌辞藻、附庸风雅，要为百姓发声、为时代记录。

他将诗作分为四大类，最看重讽喻诗，先后创作《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字字锋利，直指社会所有阴暗面。

《红线毯》痛斥地方官员搜刮丝绸讨好权贵：“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观刈麦》记录盛夏农人的煎熬，贫妇抱着孩童捡拾麦穗充饥，白居易目睹此情，愧疚自省“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上阳白发人》怜悯深宫女子终身孤寂，青春耗尽不得君王一见。

为了贯彻通俗写诗的理念，白居易有个独特习惯：每写完一首讽喻诗，就念给家中不识字的老妇人听，但凡老人听不懂的词句，立刻修改，反复打磨到浅显易懂为止。

不追求晦涩典故、华丽辞藻，普通人都能读懂诗中悲欢，这是他独有的创作坚持。

锋芒毕露的劝谏、直击权贵痛处的诗作，让朝中宦官、世家勋贵对白居易恨之入骨，无数人在唐宪宗面前诋毁他。

宪宗初期尚且欣赏白居易的赤诚，可日复一日尖锐的批评，渐渐消磨君主耐心，多次在朝堂上面露不悦，私下告诫他收敛言行。

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陈氏看花坠井离世，依礼制他辞官回乡守孝三年。

居家守丧期间，他暂时远离朝堂纷争，可心中济世之志从未熄灭。

服丧期满，元和九年冬天，白居易重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看似升迁，实则是被调离谏官岗位，失去直接上书劝谏皇帝的资格，朝堂权贵刻意削去他参政话语权。

即便处境受限，白居易依旧不肯闭口，一场惊天变故，彻底击碎他在长安安稳为官的幻想。

元和十年六月，大唐政坛爆发惊天惨案：力主削藩、严厉打压割据藩镇的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藩镇派遣刺客刺杀，头颅被贼人割走，御史裴度同时遇刺重伤。

京城朝野震动，满朝文武人人恐惧藩镇势力，全都缄口不言，生怕引火烧身，朝堂陷入诡异沉默。

身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白居易并无上书弹劾、缉拿凶犯的职权，属于标准的“越职言事”

。

可他眼见忠臣惨死、百官畏缩，心中义愤难平，全然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上奏皇帝，恳请即刻重金悬赏，限期抓捕刺杀宰相的凶手，严肃整顿藩镇乱象。

这份奏疏彻底点燃权贵积压多年的敌意。

宰相韦贯之等人抓住“越职言事”

大做文章，指责白居易逾越本分、扰乱朝纲；曾经被他写诗弹劾过的官员趁机落井下石，捏造荒唐罪名污蔑他不孝：其母因赏花坠井身亡，白居易竟还写《赏花》《新井》诗作，全然不顾人伦孝道。

多重诬告叠加，唐宪宗本就厌烦白居易往日频繁直谏，顺势下旨，先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再度进谗言，称其品行不堪治理一方百姓，朝廷追加诏令，追贬为江州司马。

司马一职在唐代属于闲散副职，无实权，俸禄微薄，实则等同于流放。

一纸贬书，将四十四岁的白居易从繁华长安打落至偏远江州，半生报国理想，一夜之间化为泡影。

南下浔阳的路途漫长萧瑟，长江两岸秋风落叶，白居易满心委屈与悲凉，一路写诗排遣愁绪。

抵达江州后，他居于浔阳江畔，远离朝堂纷争，却也看清了大唐官场盘根错节的黑暗：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牛李党争愈演愈烈，忠臣难容，奸佞当道。

早年他信奉“达则兼济天下”

，坚信凭借直言劝谏、文字呐喊就能改变世道，江州三年贬谪岁月，让他的人生观彻底转折，读懂后半句“穷则独善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