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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临遗言（第8页）

的续篇，只不过这个“大会”

在全国知识分子的心底召开。

“北焦”

已逝，“南黄”

北上，京城一惊，名不虚传！

从北京回上海之后，黄佐临先生决心加紧努力，在“写意戏剧观”

的基础上推进“民族演剧体系”

的建设。

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探索，从事一个个最前卫的艺术实验，几乎让人忘了，他已经快要八十岁。

那年月，我见过很多“劫后余生”

的前辈学者，温厚老成，令人尊敬，但思维都已严重滞后。

没有一个能像黄佐临先生那样，依然站在国际艺术的第一线，钻研各种新兴流派，生命勃发，甚至青春烂漫。

那时候的他，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帅”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光辉。

他的女儿黄蜀芹导演说，一位中年的前苏联女学者尼娜告诉她：“哎呀，我简直是爱上你爸爸了，很少见到像他这样高贵、有气质的！”

尼娜看来是真的爱上了，因此到处对别人这样宣称，终于传到了黄佐临先生耳朵里。

他回应道：“那好啊，中苏友好有指望了！”

老年男子变“帅”

，一定是进入了一个足以归结一生的美好创造过程。

我在《霜冷长河》一书中对“老年是诗的年岁”

的判断，主要来自于对他的长期观察。

当时，我的每一部学术著作出版，他都会在很短时间内读完。

我曾经估计，他可能更能接受我的《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这样的书，却未必能首肯《观众心理学》（初版名《戏剧审美心理学》）。

因为《观众心理学》几乎否认了自古以来一系列最权威的艺术教条，只从观众接受心理上寻找创作规则。

这对前辈艺术家来说，有一种颠覆性的破坏力。

没想到，这部书出版才一个月，他的女儿交给我一封他写的长信。

他在信里快乐地说：“读完那本书才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在摸索着观众心理学。

这情景，莫里哀在《贵人迷》里已经写到，那个一心想做贵族的土人花钱请老师来教文学，知道不押韵的文章叫散文，终于惊叹道：原来我从小天天都在讲散文！”

他说：“我就是那个土人，不小心符合了观众心理学。”

然后，他又在几个艺术关节上与我作了详尽探讨。

这样的老者太有魅力了，我怎么能不尽量与他多交往呢？他也愿意与我在一起。

就连家里来了外国艺术家，或别人送来了螃蟹什么的，他都会邀我去吃饭。

他终于在餐桌上知道我能做菜，而且做得不错，就一再鼓动我开一个“余教授餐厅”

，专供上海文化界。

他替我“坐堂”

一星期，看生意好不好，如果不太好，他再坐下去。

后来，他又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过一个新构思的“戏剧巡游计划”

。

选二十台最好的戏，安排在二十辆大货车上做片段演出，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轮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