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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寒夜（第3页）

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一部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最近，他们还相继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消息。

英国人在这样的创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整理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完整，实在是一种气派。

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气。

五那一座城堡。

我是指英国皇家的温莎堡，以及不远处的伊顿公学。

中华文明本是信奉中庸之道的，但在中国近代救亡的危机之中，受法国激进主义影响较深。

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激情如火的慷慨陈词和铁血拼杀，感染了很多中国的改革者。

相比之下，对英国的温和、渐进的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后来，他们甚至不知道法国社会最终安定在什么样的体制下，关起门来激进得无以复加。

甚至在和平年月里仍然崇拜暴力，包括语言暴力。

很容易把这种激进主义当作理想主义加以歌颂。

即便是在经历了“文革”

这样的极端激进主义灾难之后，还有不少人把“穷批猛打”

作为基本的文化行为方式。

而事实上，这种激进主义对社会元气的损伤、民间礼义的破坏、人权人道的剥夺，业已酿成巨大的恶果，不仅祸及当代，还会贻害子孙。

对此我早已切身感受，但等到这次在深秋季节进入温莎堡和伊顿公学东张西望地漫步长久，才在感性上被充分说服。

我写道：英国也许因为温和渐进，容易被人批评为不深刻。

然而细细一想，社会发展该做的事人家都做了，文明进步该跨的坎人家都跨了，现代社会该有的观念人家也都有了，你还能说什么呢？较少腥风血雨，较少声色俱厉，也较少德国式的深思高论，只一路随和，一路感觉，顺着经验走，绕过障碍走，怎么消耗少就怎么走，怎么发展快就怎么走——这种社会行为方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可圈可点的道路。

六现在要面对的另一个对比点，是沿途处处可见的一群群闲人。

在欧洲各地，总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闲地坐在路旁一张张小桌子边的闲人。

他们吃得不多，却坐得很久，有的聊天，有的看报。

偶尔抬头打量街市，目光平静，安然自得，十分体面。

这又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态构成了明显对比。

记得在意大利时曾与当地的一些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移民在欧洲谋生，意大利朋友对他们既钦佩又纳闷。

佩服的是，他们通过自己日以继夜的辛劳，不仅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还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纳闷的是，他们几乎没有闲暇，没有休假，让人看不到他们辛劳的目的。

说是为了子女，子女一长大又重复这种忙碌。

平心而论，我很能理解同胞的行为方式。

以前长期处于贫困，后来即便摆脱了贫困也还是缺少安全感，不能不以埋头苦干来积累财富。

问题在于，当这种无休止的苦干由群体行为演变成心理惯性，就陷入了盲目。

而这种盲目的最大危机，是对公共空间、公共生态的隔膜。

本来，他们是可以在那里摆脱这种危机的。

我在罗马时，看到绝大多数市民在公共假期全部外出休假而几乎空城的景象，想到了他们与中国人在文明生态上的重大差异。

我写道：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假，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

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