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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塔（第2页）

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

而且，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实际地位已经直蹿而上，比世界上很多著名博物馆馆长还高。

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看。

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

在这个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开，有些经卷已经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

这个态势，与它们瓜分整个中国的企图紧紧相连。

因此，我们应该稍稍离开莫高窟一会儿，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前几天，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政府递交照会，要求严惩义和团。

恰恰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兵——这就是后来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终又迫使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八国联军”

。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好像是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里的一个决定，立即刺痛了一个庞大机体的神经系统。

于是，西北沙漠中一个洞穴的门，霎时打开了。

更巧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

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因此，必须猛然出现在这个民族即将失去自信的时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种伟大的巧合。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不能像解读甲骨文一样解读藏经洞了，因为那里的经卷已被悄悄转移。

三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莫高窟里三个男人的见面。

第一个就是“主人”

王圆箓，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时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

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其考古专业水准堪称世界一流，却又具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傲慢。

他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个人——翻译蒋孝琬。

蒋孝琬长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阴人。

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

这个群体在沟通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煎熬，又两面不讨好。

我一直建议艺术家们在表现中国近代题材的时候不要放过这种桥梁式的悲剧性典范。

但是，蒋孝琬好像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他几乎没有感受任何心灵煎熬。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发现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

理由是，中国学者一到关键时刻，例如，在关及文物所有权的当口上，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

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