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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比如拉美风的魔幻主义,却有意或无意地遗忘和疏漏了另一个重要传统——来自俄罗斯和前苏联人道主义的战争叙事。
莫言在回忆《红高粱》的创作动因时曾说,他想写战争中的人和人性,把战争当成“人类灵魂的实验室”
,其心中的典范是前苏联电影《第四十一》。
这种人道主义的战争叙述,本来亦足以构成反叛的因素,只是在当时,在更为新鲜时髦的话语面前,批评界对此集体沉默,这足以看出那个时代人们追新求异的急切。
而莫言自己也说,他曾按批评的方向自觉调整自己的写作,比如更魔幻一点。
这种时髦话题有多大程度上压倒了文本本身?魔幻主义有没有限制和抹杀了莫言的另一种可能性?为什么他后来会更多地向汉语写作自身的传统后撤?批评总是不断迎合“当下”
的需求,却忘记了这种“当下”
总有一天也会变成历史。
一个作家的写作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批评家不断妥协和较劲的历史。
但不管怎样,批评与写作这种合谋与互动总比两不相干要好,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能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这不得不归结于莫言天赋的才华。
我是说,莫言不可思议地找到了自己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他的既肉感又灵性、既粗粝又细腻、既炽热又苍凉、既蛮野又优美的“狂欢化”
文体,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疆域和记忆。
莫言的天赋才华还体现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叛中极为清醒的对话意识。
十七年红色经典对于莫言的意义,不仅仅是负面的超越,他曾经讲述过《苦菜花》的情爱叙事对于其作品的影响;草莽英雄和野史传奇的笔法,在《林海雪原》等作品中也有被压抑的呈现。
他的反叛是在当代文学传统内部的一次期待已久又如此不同的呈现。
当莫言的作品已经内化成这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当性与暴力已经成为一种令人乏味的成规化的书写,新的叛乱从哪里开始?今天我们将与谁对话?我们常常感到迷惘的是,这个时代文学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丰富性,让我们丧失了叛乱的激情与方向。
不会再有如同当年的历史时刻了,我们每个人都在孤独地面对叛乱的难度与可能。
对我而言,重温这些经典作品以及它们的批评史,亦是在梳理我们这个苍凉时代的文学发展脉络,是追问我们从何处来,以及我们还可以去向何处。
永远叛乱和拒绝趋同,这应该是文学写作最应该警惕和记住的问题。
2008年9月28日匆就岁月生成的刀子我说过的,这几年,我靠读、写小说而变得更加自由、轻逸。
有时候,似乎比飞翔还自由,还轻。
相对于读来说,写是没什么好说的。
写是潜行,是抵达内心秘密的伤痛,是朋友说的“黑夜里最黑的花”
,只适宜品味,而不适宜说的。
读是看人闹,听人说,听了看了总有些看法、说法。
总体讲,这些年,读当下小说,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好话居少,难怪有人说:不读活人的作品。
不过,振振有词地这么说、这么做,我以为也是一种招摇,没什么好学习的。
所以,我一直鼓励自己要读身边人的作品,哪怕读得兴意索然也要读,一边恶语交加一边读。
甚至,我还等着读某些人的新作,看他们的武功是高了,还是废了。
高了我高兴,废了我也高兴,反正总是找得到乐。
何大草是属于我在“等着”
的人。
与那些声名显著的作家比,等着看他作品的人大概不会太多,这似乎使我的等待变得格外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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