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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术（第2页）

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

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

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

余阙〔８〕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

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

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

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

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

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

……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

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

……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

这是“中国人才”

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

所食的佳果。

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

，非“伏匿”

者所敢望了。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

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

〔９〕，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

曰“抱经堂”

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鞍〔１０〕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

所讲有这样的一段——“有学艺者，触地而安。

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

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

’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

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