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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炊烟弱（第2页）

大伙儿便在围栏外散开，三五成群，四五成堆地闲谈，话题却都和这次来政府的事不沾边。

天刚破晓时，碟子谢姐给肖童打过电话，邀她一同前来。

可那会儿微宝还在酣睡，肖童也清楚，这热闹凑了无用，便婉言谢绝了。

大伙儿这般早来，并非不识钟点，而是想着赶早“交差，来了，心便安了，还能早些回去守摊卖货。

至于能否有结果，他们做不得主；甚至连来这儿该找谁、该说些什么，心里也没半分谱。

私下里，他们总带着几分憨直的“霸气”

说：“我不会讲话。”

这话听着理所当然，可真要是不来，心里便如孩童未领到糖般失落。

早些年，遇上这般事，都是刘向那考上过秀才的老岳父亲，写一篇半文半白的文稿，大伙儿跟着去政府走一趟便是。

往后熬上些日子，摊位多半还能保住，就如那年夜里，摊位被“爱心亭”

硬抢占去，伪残疾人和各自区政府一番周旋，最后弄得无人过问，好歹留了个角落卖货。

久而久之，他们便养成了习惯，不管懂不懂门道，先赶来再说，聊胜于无。

巧的是，政府的门卫多是全州、灌阳或是湖南邵东人，与不少湖南籍个体户能说上家乡话，多半会热心帮着汇报。

而老一辈的领导也都尽责，但凡见着上访的群众，总会招呼他们进小礼堂坐下。

问题能不能解决另说，至少有人接待、有人肯听他们念叨几句。

就这般在“三不管”

的边缘地带，他们硬生生凭着一股韧劲，守住了自己的营生。

可这一次，幸运偏就绕开了他们。

从晨光熹微等到日头高升，阳光爬过办公大楼的琉璃顶，将楼顶的五星红旗染得愈发炽烈，又顺着墙面漫下来，晒热了门口的大树，树影缩成一团浓荫，护着脚下渐渐稀疏的人影，十八人、十五人、十三人、十人……八人、七人……最后只剩寥寥数人，仍在树影里焦躁地踱来踱去，鞋底碾着地上的碎石子，发出细碎的声响。

宁德益攥着熬夜赶写、反复圈改的报告，纸页边缘被捏得卷了边，指尖的汗渍晕开一小片墨迹。

他一趟趟往门卫室跑，来来回回足有三五趟，每一次都揣着满心希冀，脚步匆匆，可每一次都被硬生生浇透了冷水。

门卫室里的保安穿着挺括的内勤制服，说话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没有往日乡音的熟稔，更没有半分通融的余地，只是抬抬下巴，指了指墙上的挂钟，语气平淡得不带一丝波澜。

钟摆滴答滴答地转，每一声都敲在人心尖上，如拽着根细弦，越绷越紧。

终于，指针堪堪滑到十一点半。

“领导们下班了。”

保安摊了摊手，语气里带着几分程式化的无奈，更藏着几分见怪不怪的习以为常，“下午再来吧，这会儿人都走光了，找谁也没用。”

宁德益望着墙上的挂钟，又回头看了看树影下仅剩的几个伙伴，眉头拧成了疙瘩，手里的报告仿佛重逾千斤，一夜点灯熬油的心血，一上午焦灼不安的等待，终究还是落了空。

回到金山市场，这里依旧是往日的热闹模样，叫卖声、讨价声、交织成网，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冲淡了些许失意。

宁小红手脚麻利地招呼着顾客，一边清点零钱，一边趁空档弯腰把散落的袜子、袖套一一归拢到货架格子里。

正如她早前念叨的，这摊位里的零碎物件，就算沉下心整上十天半个月，也未必能彻底规整利索。

一号摊的位置极好，就是窄得可怜，真正的占地面积不过半个平米，却凭着搭出去的简易悬挑棚多占了些空间，五颜六色的围裙、袖套、手套密密麻麻挂在棚架上，布料在风里轻轻晃动，来买货的人站在路边抬头挑拣，就便踮着脚、伸长胳膊，用衣叉把选中的商品稳稳挑下来交易。

这巴掌大的角落，便是一家子赖以为生的全部根基。

摊主罗双连一早跟着宁德益去了政府请愿，便留下妻子和女儿守在摊前，扯着清亮的嗓子沿路吆喝。

三号摊的阳付保牵着女儿走进摊子，那四岁的小姑娘不知从哪儿学来一段童谣，脆生生地唱着“爸爸天天被狗咬”

，一句接一句，翻来覆去唱了小半个月。

调子唱得欢快，可阳付保脸上却没半分笑意，只是默不作声地把女儿往摊位里头拉了拉，避开往来穿梭的人流，眉头轻轻蹙着，藏着难以言说的烦闷。

那些早先从政府回来的个体户，早已各归其位，熟门熟路地招呼着往来客户，有的忙着给商品称重，有的和顾客低声讨价还价，手脚麻利得仿佛今早去政府门口请愿的事从未发生过，没人再提半个字，仿佛那半天的焦灼等待，不过是一场无关紧要的插曲。

地区粮库门口，聚着昨晚就在市场大门口晃悠的那群半大孩子，黄毛、卷毛、白毛还有绿毛，几人凑成一团，围着一台小小的俄罗斯方块机，指尖在按键上飞快地戳着，噼里啪啦的按键声混着清脆的嬉闹声，在市场的喧闹边缘显得格外鲜活，与成人世界的沉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