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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照你这么说，受到历史审判的不是那些暴君或暴徒，倒应该是历史学家了？——也许事实的确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是个记者，有一次，没经批准在网上发了一组灾难图片——你知道，在那次火药爆炸事故中，有几十个小学生被炸死。

几天后，一帮警察忽然闯进他的住所，搜出了一包雷管——天知道它们是哪里来的。

他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事拘留，虽然不久又被放了出来，可他失去了工作。

他说，是啊，我们的生活里有那么多好人好事你为什么不写？为什么偏偏要写这些乱七八糟鸡毛蒜皮的事情？一篇好小说，应该是光明的，向上的，要从大局出发。

要讴歌，要礼赞。

我说，作家反映的是生活的真实，难道只许你做，不许我写？他说，你看，你自己已经承认了。

我说，承认什么？他说，你刚才说，“难道只许你做，不许我写？”

这不正好说明，你写的就是我么？我吓出一身冷汗。

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经不知不觉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并沿着它笔直往前跑。

我的处境并不比当年那个女作家好多少。

我自己也不知不觉把对方和小说里的人物混为一谈了。

这太可怕了。

我赶紧问，你没录音吧？他不动声色地笑了起来。

我心虚地说，这样的案子，法院是不会受理的。

他说，我会让他们受理。

大街上那是个疯子。

是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疯子，那要天分。

有些人是注定要成为疯子的，而有些人永远不能。

真正的疯子，从外面看上去，和常人没有区别，她的一切，都在内部进行。

她紧紧地捂住自己，绝望和恐惧在手上闪烁。

她简直不知道怎样藏起她的手。

手啊。

她已沿着寓城大街游荡多日。

她可以没有行李，但不能丢下那只黑色包裹。

它将纠缠她一生。

现在，她来到了寓城南门新建的贸易市场外面。

午后的微微倾斜的阳光顽强地射在她的脸上，刺激得她淌出了泪水。

最能伤害眼睛的，不是黑暗而可能是光明。

她站在发烫的水泥街道上一个椭圆形绿色垃圾箱旁边，拈花微笑，又似乎在想着什么问题。

究竟是什么问题使得她不知疲倦，旁若无人？她离那个垃圾箱还不到两米，上面放着她的黑色包裹，包里是她的孩子。

是的，她的孩子，不过，已经没有了生命。

几天前，她来到了寓城医院。

她排了整整一上午队（大家对医生总是寄予着很高的希望），在医院快下班的时候才挂上号。

她在二楼一个拥挤的门前找到了妇产科。

这里绿树掩映，生意兴隆，金属器械的碰撞、女人的痛苦呻吟和自来水的哗哗声穿梭交织。

她一直等到了下午五点，这时她才发现身后空无一人。

医生不易觉察地阴冷一笑，示意她走过去。

检查？引产？刮胎？医生快速地摆动着手里的圆珠笔，不耐烦地问。

我……我……引产……她支支吾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