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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拔尖主义（第2页）

傅斯年坚持在北大史学系授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传授他的学业，宣讲他的治史主张和方法。

从史学系当时的课程安排可以知道，傅斯年曾四次开设“史学方.法.论”

或“史学方法导论”

一类课程。

他的《史学方法导论》，就是当时在史学系授课时的讲义。

他在讲堂上再三再四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

这个著名命题，并且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的话放在嘴边。

不仅如此，傅斯年还在史学系开设了“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

课，并与劳幹合开了“汉魏史择题研究”

课，通过对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讲授，来宣传贯彻他的治史主张和方法。

在“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

一课的课程纲要中，傅斯年写到：“此科所讲，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以办理下列各问题：（1）地理与历史；（2）古代部落与种姓；（3）封建；（4）东夷；（5）考古学上之殷夏；（6）周与西土；（7）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8）战国之大统一思想；（9）由部落至帝国；（10）秦汉大统一之因素。”

在“汉魏史择题研究”

一课的课程纲要中，傅斯年和劳幹将授课内容分为八个大的方面，即史料解题、秦、地理、政治与思想、制度、兵事、社会、四裔等，每个大的方面又包括若干小的方面。

史料解题是傅斯年最为重视的，因此列为首要的方面，其中又包括六个具体的方面：“（1）史籍；（2）汉晋人著述；（3）金石；（4）后代人有关之著述；（5）新出史料；（6）西洋人著作。”

从上述两门课的课程纲要，可以看出傅斯年对扩大史料范围，利用新史料、新知识来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视。

这是傅斯年治史主张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也是他力图要向史学系的后生学子们灌输的主要观念。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逐步建立起了紧密的学术关系。

在此过程中，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起了关键作用。

这种紧密关系的建立，不仅仅体现在人事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它在学术精神上与史语所达到了一致。

北大史学系和史语所事实上成了傅斯年实现其“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的史学理想不可或缺的两个学术阵地。

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建立密切学术关系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使得“史料学派”

的治史主张和方法，得以在北大史学系生根、发芽，从而使北大史学系的学风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迥然不同的变化，并且对此后数十年北大史学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不但自己，傅斯年还动员史语所的其他人员到北大历史系授课，他这样做还有个更深远的考虑。

史语所迁平后，由于有了较好的发展条件，傅斯年必须为史语所的长远发展打算，有意识的培养后备人员。

高等学校里集中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生，从中可以选拔顶尖人才，充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队伍。

这便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傅斯年的“拔尖主义”

。

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后来都到北京大学作兼职教授。

他们的确从北京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中选拔了不少的杰出人才。

在傅斯年“拔尖主义”

政策下，最先进入史语所的是劳幹，他是史学系1928级的学生，1931年毕业生后于1932年进所工作。

此后进所的是1930级的胡厚宣，他于1934年毕业后进所。

1931级学生中，进所的有全汉升和高去寻两位，他们都是在1935年毕业后进所。

同年进所的还有1926级的余逊，他1930年毕业后一直在史学系担任助教。

1932级学生中，进所的最多，有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三人，其中张、傅两人1936年毕业后进所，王崇武则在1937年进所。

1933级学生中，进所的有一人，即吴相湘，他于1937年毕业后进所。

后来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成了史语所研究工作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