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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事母至孝（第2页）

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舍辛，抚育我兄弟，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母亲受凉、吃坏了东西，发烧、腹泻，不是什么大病，次日晨已烧退、不泻。

但他不敢大意，1934年10月30日写信向丁文江、史语所代理所长李济致歉，“如此情形，弟决不能上路也”

，“若今日上路，亦非人情”

，依然在家多呆两天陪伴母亲，同时表明没有闲着，也在赶活工作。

还有一次，傅斯年到南京、上海出差十天，原计划返回北平路过济南时停一停。

结果还是没下车，原因有二：史语所有公务；老母亲不在济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空袭日频，傅斯年由于负责中央研究院各所的搬迁事宜，无暇顾及家庭，更无力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

南京沦陷，傅氏辗转来到重庆后不久，两个侄儿来见，傅斯年以为家人顺利脱险，十分高兴。

当侄儿述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傅斯年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

随后，千方百计令人把母亲于战祸连绵的安徽接了出来，辗转20余天由陆路逃至汉口，最后抵达长沙。

此时老太太年已70余岁的高龄，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难事，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

后来，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弟弟傅斯严（孟博）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1941年春傅斯年因身体过于肥胖又患有高血压症，整日奔波操劳，遂使病情加重，不得不住进重庆中央医院救治。

几个月后，傅斯年终于出院，回到重庆郊外的家中体养。

意想不到的是，傅斯年出院了，他的老母却病死在了医院。

老太太病逝后，傅斯年因不知病情，医院方面的专家又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为此双方吵吵嚷嚷，争论不休。

最后，院方提出解剖以验证病症。

傅斯年犹像再三，最后同意解剖，其结果确为胆结石所致。

由此病案，可见当时中国头号医院医药设备及医疗技术是怎样的落后与糟糕。

也知傅斯年的心情又是如何的悲愤交集与哀伤。

四个月后，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自责，假如“在南京时送他老人家在中央医院多住几日”

，假如“不是我去年至今这一场大病”

，母亲就有可能早确诊、早治疗。

这个自责一直没有释怀。

隔一个月后，他又致信告诉罗家伦，“至今念之，倍觉罪恶者也。”

母亲去世后，他顾不上自己的重病，丧事亲力亲为，看地、安葬，连续操劳奔波，血压都不量了。

等忙完丧事，到李庄一量血压，打破一切纪录。

为防止敌机轰炸和日后破坏，傅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欲移不可，未开吊，未发讣，事后登报耳。”

他手头拮据，又逢国难，只好卖书葬母，丧事从简。

“棺材是卖几箱子书换来的。

朋友有劝我开吊者，我实在办不到。”

傅母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中研院数学所办公处旁的一个小山顶上，由俞大维派兵工署人员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用水泥制成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在墓穴上方，整体看上去如同一个战争的碉堡，极为坚固。

为此，傅斯年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

短短几十字，透出傅斯年的宽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