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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南迁（第2页）

据《史语所大事记》1937年12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长沙”

。

一切安排完毕，史语所人员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

1938年1月，赵元任等语言组的人员到达昆明，在拓东路663号建立办事处。

很快，人类学组、考古组和历史组的人员亦先后抵达昆明。

拓东路的房屋不够使用，又租下青云街靛花巷3号作为办公地点。

7月，史语所集中在靛花巷3号办公，附近的竹安巷4号则作为职工宿舍。

由于日机轰炸昆明城，10月，史语所疏散到城郊的龙头村及其周围地带，四个组分别在棕皮营的响应寺及龙头书坞、瓦窑村的普慧庵、龙头村的弥陀寺、宝台山的观音殿。

刚刚安顿下来，傅斯年和他的同事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和研究。

在昆明期间，傅斯年除了承担着繁重的行政事务之外，完成和出版了其代表作《性命古训辨证》、发表了《序》、《我所敬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及多篇时论文章。

同时，带领历史组有序的对《明实录》和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校勘整理，他本人亲自校勘《太祖实录》36卷。

陈寅恪到昆明后一直住在靛花巷3号，他为他的住处起了个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青园学舍”

。

他在这里曾大病一场，但他的重要学术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是在此期间完成。

语言组带着1936年春季调查湖北方言资料，到昆明后，在赵元任的主持下下，写成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在此期间，语言组对云南方言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参加调查的主要有丁声树、董同龢、杨时逢等人。

先后调查了云南省98个县、123个方言点，几乎覆盖了全省。

这些调查材料由杨时逢整理编撰成《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年在台湾出版。

赵元任为之作序。

这部书全面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云南各县汉语方面的状况，语言描述精确，且有方言与古音的对照，是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及语言史研究的珍贵资料，深受学界好评。

语言组中的昆明人、音韵学家董同龢根据调查材料写成《保山话记音》。

李方桂很早就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

30年代初期曾调查过广西的壮族语言和瑶族语言，这期间又对贵州的侗族、水族语言和云南的壮族、傣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

这些为其日后的重要著作《比较傣语手册》和多篇论文的写作，积累了宝贵的材料。

罗常培则在1938年发表《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昆明话的特点。

以后又发表《云南之语言》，这是第一篇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全面研究云南语言的论文，对云南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特点、分区及系属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发，这篇文章在云南语言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组在李济的领下，开展殷墟陶器研究，为编制《殷墟陶器图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李济本人在龙头村主要进行殷墟各类陶片吸水比重实验，研究成果后来发表在《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中。

在此期间，李济被推选为云南民族学会会长，兼任云南大学教授。

他还兼任着“中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