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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无预备,教国文,甚有所虑”
。
他解释,此时“对旧学问之见解,实如涌泉”
,但适宜做研究,如上讲堂开课,则一时有困难。
其三,不愿过多麻烦朋友。
因为东北大学如聘请他为国文科教授,“既超出预算,且可致别科闲话”
。
第五,考虑去杭州。
蔡元培邀请他去杭州,“我以为蔡先生事必是蓬莱楼阁”
,意思是还只停留在设想阶段,所以没去,相信蔡元培“可以谅解我不就”
。
第六,考虑去中法大学。
一九二零年十月,在勤工俭学的法文预备学校基础上,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创办北京中法大学。
傅斯年对法大的分量并不满意,所以没有立即答应去,更没有作为职业首选。
第七,考虑无奈从军。
“看来此事只有两路,一仍去北京、清华、或法大(他们找我),一则弃书佩剑。”
第八,考虑做野鸡教员。
他向罗家伦感慨,“四方八面,都有不可去不能去之势”
。
“只有在上海做野鸡教员,此虽痛心,且对付一时!”
甚至自嘲不如自杀,“日内方知此地野鸡教书匠之苦恼,实不如自尽之为愈也”
。
最后傅斯年依靠北大的人脉,去了中山大学。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
八月,朱家骅任中山大学校务副主任委员、代理校务委员长。
他大刀阔斧整顿中大,原来的四百多名教职员,五分之四被免职,只剩下七十多人,师资严重不足。
十月二十二日,中大校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延聘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
朱家骅在《悼亡友傅孟真先生》中回忆,为充实中大文学院,他与校务委员长戴季陶、副委员长顾孟余商量后,聘三十岁的傅斯年,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
得知消息后,傅斯年大喜过望。
在赴任之前傅斯年又一次回到聊城,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
他把聊城看了个遍——曾经的学校,曾经的家,老城墙,光岳楼,包子铺……他慢慢行着,仿佛要把这一切都带走似的。
他离开时还是懵懂少年,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他已是青年才俊,故乡没有变,变的只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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