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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救民于水火。
当时,在欧洲的学子们,包括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赵元任等,这些人日后学成归来,大多数都成了中国现代史里具有举足轻重力量的“秀异分子”
。
他们后来的成就,和他们这时候的勤奋攻读,兼收并蓄是分不开的。
其二,对知识的渴求。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往往有这样一种状况,人的知识如同画圆,个人是圆心,圆是知识面,圆画得越大,它的内涵和外延面积越大。
人的知识面越宽,对知识的兴趣就越浓,对知识的追求越热烈。
人生有涯,知识无涯。
因此,追求知识的人毕生在追求,傅斯年就是很好的例证。
他在国内对许多学科领域已有所了解,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已有相当深厚的功底,他希望再用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充实自己。
在大学时期,他已开始阅读外文原版著作,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对西方各类学科的知识还只是初步的了解。
到了西方以后,开了眼界,许多知识都急需充实,在国内所获得的知识也需要验证。
更为重要的是,他需要在学习各种知识时,触类旁通,通博结合,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傅斯年的同学好友罗家伦对傅斯年知之甚深。
他曾分析傅斯年对知识追求的心理,言道:
“在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东的官费,前往英国留学,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
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
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
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
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
孟真为了要治实验学,进而治物理化学和高深的数学。
他对于数学的兴趣比较浓,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喜欢看逻辑的书,研究皮尔生的《科学规律》(Karl.pearson.的.Grammar.of.Science)和或然律(Law.of.Probability)。
后来像金斯(CJ.M.Keynes)所著的《或然律研究》(“Treatise.on.Probability”
)一类的书,都是他很欣赏的。
所以可以说,孟真深通科学方法.论。
当然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傅孟真,他的兴趣决不会限于一方面。
他对英国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的书籍不但能看,而且能体会。
….…还有一种,这群人的学术的心理的背景若是明白了,可以帮助了解当时那种旁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风气。
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
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之言’。
这种主张里,不无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气雄心,亦不无可嘉之处。”
傅斯年在留学过程中,求知的欲望非常强烈,主要表现是不拘一格,博采并蓄。
这或许是人们求学的一种规律,人的知识积累经常如此,在某种学科知识达到一定程度,需要联系相关学科,便立即进行学习和研究,对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都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探讨,以便收到触类旁通,互相引发的效果,在旁征博采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
后来许多对傅斯年有所了解的人,无不佩服他知识的广博,这与他早年的刻苦求学有密切关系。
如他的老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说他: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史都有彻底的认识。
程沧波评论他:“孟真的智慧学识,是值得骄傲的,他真够得上说‘学者根底’,什么问题和他一谈,他可以从根源谈起。
关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他够得上‘博大精深’。
他的治学方法,集会了中国经史和西洋的科学方法”
。
当然,这为一家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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