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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梁思永和吴金鼎（第2页）

抗战结束后，吴金鼎毅然受邀回到母校齐鲁大学，先后担任文、理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多个职务，主持齐大国学研究所工作，为齐大复员济南，重铸辉煌出力巨多。

曾与吴金鼎在中研院史语所共事多年的著名考古学家石璋如这样评价自己的同事：“吴先生是龙山文化的发现者，田野考古调查约二十次，所得遗址八十四处，发掘遗址二十六处，是带女性员工田野考古的开端者，也是田野考古的先锋。

从山东的史前，到河南的殷周，又到四川彭山的汉、云南南诏大理的唐宋，以至成都琴台的五代。

时间上下数千年，地区纵横数万里，涉猎经验之丰，文化贡献之多，直到现在为止，在田野工作上来说，有哪一个人能比得上他呢？称得上田野考古第一人。”

一九四八年吴金鼎因患胃癌在济南病逝，年仅47岁。

这为后话。

殷墟第四次发掘被拖了一年，肯定是坏事，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坏事又可以变成好事。

因为，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始的殷墟第四次发掘，迎来了一位新成员，一个为殷墟以后的发掘，带来根本性变化的人——梁思永。

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1954年4月2日），广东新会人，是梁启超次子，梁思成的弟弟。

民国四年（1915年），梁思永考入清华留美班。

民国十二年（1923年），梁思永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

此间曾参加过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考古学做过特别研究，如早期著作中的《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一文，除高瞻远瞩地深人分析有关资料外，还明确指出“……殊无理由原封不动地搬用西欧的型式学和年代学。

假若将来的研究显示出该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顺序，也不会太出人意料之外吧”

，这一科学预见，已为后来的考古发现所充分证实。

留学期间，梁思永为了解国内考古情况，曾一度回国，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

在此期间，他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整理李济一九二六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的部分史前陶片，对万余片陶片进行了深入分析，写出《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

虽然缺乏能够复原的完整器形，还是就陶片的质地、口沿、器底和柄把的形式分类叙述，对于它们在地层中的分布、变化作了详细的统计，并用图表予以表示。

在肯定西阴村和仰韶村属于同一时代的遗存外，梁思永还指出仰韶村的若干器形（如三足鬲和镂孔高圈足豆）不见于西阴村，后来的发现证实，上述陶器为较晚的龙山文化所有。

这是最早的一份田野考古分析报告。

尽管所分析的仅限于一个探方的陶片，但整理、分类、统计以及对比研究的方法，都具有示范的作用，对后来考古报告的编写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器物，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著作中应属最早的代表。

民国十七年（1928年）九月，梁思永回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

第二年的十二月，梁思永在美国完成了他的另一篇力作《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

（此文于1932年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

梁思永在这篇文章中将亚洲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分为南西伯利亚群、华北群和印度群，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及有待解决的间题，认为没有必要照搬西欧的考古方式，如果东亚有新的文化顺序，也不足为奇。

他的预言后来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他将其分为中国和蒙古的北方群、印度支那的南方群和日本与朝鲜的外围群，并指出它们的特征与有待解决的问题。

梁思永在文中着重提出了研究方法的间题，一个是叠压地层的问题，第二是分区研究的必要性。

前者在后来研究后冈遗址时用于揭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殷商文化的文化顺序，后者应用于分区研究龙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