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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三驾马车（第2页）

，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方面成绩卓著。

赵元任在语言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国话的文法》《国语留声片课本》《季姬击鸡记》等。

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代表作有：《教我如何不想她》《海韵》《厦门大学校歌》等。

赵元任翻译的代表作有《爱丽丝梦游仙境》等。

傅斯年在柏林大学读书时就与赵氏交往。

1928年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后，赵曾前来参观。

如果把赵元任比作汉语言界的北斗，那李济则肯定是人类学、考古界的泰山。

李济（1896年6月2日—1979年8月1日），原名顺井，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

李济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民国七年（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被派往美国留学。

曾在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

民国九年（1920年）入哈佛大学转入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济开始从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郑对春秋铜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清理。

民国十五年（1926年）李济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为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其对殷墟的发掘则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界的地位。

一九四九年以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创办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李济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其中花费精力最大的是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系统研究。

著有《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

在与他人合著的《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五本中，对殷墟发掘所获一百七十余件青铜容器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其他的中文论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英文论著有《中国民族的起源》《安阳》等。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李济主持了殷墟发掘，把殷商历史从抽象变为现实，他也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

一九二八年，李济赴欧洲考察，回到香港后，顺便到广州游览，在中山大学遇见了庄泽宣。

一见面庄泽宣就告诉他：傅斯年正到处找你！

这使得李济大吃一惊，因为他一向景慕傅斯年办《新潮》的成就，可从来没与傅见过面，傅斯年会找他做什么呢？

傅斯年见到李济，就像见了老朋友一样，给他安排住处，亲自陪同他去香港办理船票的延期手续，坚持留他住了一个星期，参观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图书馆，介绍了史语所的研究计划，提出让他主持考古工作。

李济深深地为傅斯年高远的学识、宏大的气魄和坦诚的态度所打动，他即刻接受了傅斯年的聘请，决心致力于中国的考古事业。

在广州，当“中央史语所”

还在筹备之中时，傅斯年已经启动了实质性研究工作。

在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调查方面，史语所开创了由官方学术机构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众多，史语所在广州初创时期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进行民族学调查研究。

此间成果最为丰富的是杨成志，他历时近两年在金沙江沿岸进行了调查研究，深入罗罗族群对其社会、语言、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这是西南民族研究的开创之举。

生物学家辛树帜则率队深入广西瑶山考察，并受托对瑶民进行民族学考察，他们白天深入林中采集动植物标本，晚间则向瑶民学习歌谣，标注方音，并收集了大量民俗标本；在语言学研究方面，赵元任、罗常培两位中国现代语言学重要奠基人，是当时语言组最先聘任的研究员。

赵元任在史语所的首项工作即是进行两广方言调查。

考古方面，晚清甲骨首现河南即引起学界瞩目，傅斯年受命组建史语所，随即通过中央研究院把“殷墟发掘”

纳入了工作范围。

一九二八年的八月，中国古文字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董作宾，就作为史语所筹备处的派遣通信员前往河南安阳殷墟进行调查，期间得知当地小屯村仍有大批甲骨出土。

十月，傅斯年委任董作宾在安阳进行试发掘，发现少量甲骨及其他器物，还获得了埋藏地点等重要信息。

这个时候，北平故宫散出的内阁大库档案已由所里购得，陈寅恪已经在主持整理。

赵元任制定了大规模调查全国方言计划。

加上考古方面的“殷墟发掘”

。

于是，傅斯年便将这三大课题确定为三个组的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