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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史学即是史料学（第1页）

关于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的目的，当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同样给予了明确回答：

“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也应推这两样。

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束缚，经历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

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服于前人的权威之下。

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

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

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遗址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在这里，傅斯年揭示了重建中国语言历史之学的三个重要途径——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民间去采风，统而言之，就是“要实地搜罗材料”

。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办起来之后，傅斯年在不同场合反复阐述这样的观点：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最近才发达的。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都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道：“研究所的宗旨，一、到处找新材料。

二、用新方法（可行付给之工具）整理材料。

其事业：一、助有志此项研究之学者；二、继续已动手之工作之进行（有他处已动手，而力不足遂止者）；三、自己创始几件合众力方可成功的工作；四、训练若干有新观点、用新方法之少年工作者（我们都算在老年列里）；五，为全国同趣味之人创一个刊印研究结果，并奖励机关。

此必我兄所赞同也。

……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

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

傅斯年不仅以“史学即是史料学”

的观点来要求史语所同仁，他本人在研究中也身体力行，注意践行这一宗旨。

同在一九二八年，傅斯年在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就单列有“史料论略”

一节，专门讨论史料的性质与整理，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史语所创办初期他的史学观点：

他在讲义中写道：“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之高低全在这一处上决定。

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

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细密的综合与分析者，有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为从事研究者之模范；至于专利用已有的间接材料，而亦可以推陈出新找到许多很有关系的事实者，则为顾颉刚先生之《古史辨》诸文。”

语言历史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一面安排出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民俗》周刊（由《民间文艺》扩充而来）、《语言历史学丛书》，另一方面，积极进行考古调查、采集方音方言的准备工作。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是语言历史研究所最主要的刊物。

该刊是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主编的语言历史学领域学术研究刊物，刊载内容以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学术论文为主，包括各地方言、风俗、古物的实地调查，兼有刊载近期学术界消息和学术通讯。

主要撰稿人为时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的教授们，不乏顾颉刚、余永梁、胡适、薛澄清、傅斯年、罗家伦、叶国庆等名家。

诚如发刊词所言，该刊为语言和历史研究者们提供了学术争鸣、相互切磋的平台。

创刊号中刊载有顾颉刚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和胡适的《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

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第二集第十四期中，刊载有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辨（续）》，第五期中刊载顾颉刚的《春秋时期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第七期中即登载傅斯年的《评春秋时期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由此可见，该刊记载了傅斯年与顾颉刚关于“古史辨”

的争论。

“学术界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