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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文化抗战（第2页）

曾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负责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等。

是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这是个人品高洁之士，王永兴说郑天挺“品德高尚高士君子”

，何炳棣说郑天挺是“当代完人”

。

傅斯年等人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在大后方重新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目标明确，就是要恢复和坚持因战争而中断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延续文化和学统。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和发展的实践表明，傅斯年等人的目标是达成了的。

中央史语所在李庄，进行的则是艰苦卓绝的文化抗战。

前面，我们介绍了董作宾的甲骨学巨著《殷历谱》，如何在李庄横空出世。

也介绍了到李庄后，芮逸夫与胡庆钧到川南叙永进行苗族考察及其成果。

同样，在板栗坳的农舍里，历史组劳干沉浸在故纸堆中，默默工作了三四年，最后独立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全部整理和考释。

居延汉简是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纪初）至东汉中叶（公元2世纪初）。

居延汉简反映出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真实记录了居延地区的原始屯戍活动和兴衰历史，而且还保留了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档案和文献资料，涉及到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和民族等多领域的实际情况，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居延汉简的研究论文。

1943年至1944年两年间，他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两部巨著相继在李庄石印出来。

居延汉简研究是国际汉学界瞩目的重大科研课题。

李霖灿写出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和《麽些标音文字字典》。

李光涛醉心于明清档案的整理，治史重细节考证。

他和王崇武等整理的内阁大库档案及《明实录》，只是因缺少印刷条件未及刊印。

后人有评价，明清档案整理是建立新史学的奠基石。

语言组一到李庄，就制定了“将中国语史、现代方言、西南土语等全部作科学的整理”

的工作宗旨。

他们的研究，对于重建中国现代语言学，对于在国际语言学界的话语权，对于语言学与人类学、人类社会文化史的沟通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板栗坳没有听音室和听音设备，但李方桂仍坚持“非汉语语言学”

研究。

他每月召集年轻的研究人员练习记音，告诫学生，“记音的技巧和准确性是语言研究的基础”

。

他带着学生和助手，冒着生命危险到云南、贵州进行了汉语方言、傣语、壮语、藏语等调查。

董同龢、马学良、张琨等一批年轻语言学者，就是在李方桂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董同龢到李庄刚好三十来岁，在农舍里的一张神龛上，他继续汉语音韵史研究，1944年石印出版了《上古音韵表稿》，修正了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诸多看法，后不久又一研究成果《汉语音韵学》出版，这部书被称之为“天书”

。

马学良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语言专业，他的《撒尼倮倮语语法》一书在李庄完成﹙现倮倮改称彝族﹚。

这是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语音学传入我国后，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至今仍是学习彝语和彝族文化的重要资料。

1941年至1943年，考古组在吴金鼎的主持下，对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和成都前蜀王建墓进行清理发掘，为汉代和五代十国时间的考古研究，为中国考古史续写下了新的篇章。

李济在李庄写成《殷墟器物甲编:陶器》、《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中国民族的起源》等中英文著作。

梁思永、董作宾合著的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在李庄石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