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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掌印台湾大学（第2页）

。

很显然，第一流的大学首先要有第一流的教授，正如傅斯年的恩师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所说：“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

。

傅斯年在心底，已经是把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当成了台大的模板

但是，傅斯年的“人才集中”

战略难度很大。

战火不断，政局动荡，众多大陆学者才安居未久，不想再迁徙。

因此，傅斯年不仅未能邀请到一些著名学者赴台任教，连一些原在台大任教的著名学者也未能留住。

如动物系主任朱洗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于1949年初回到上海，未再返校；数学系姜立夫教授与土木系陶葆楷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土木系主任）于1949年暑假离台赴穗，任教岭南大学；政治系萧公权教授（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则于该年底前往美国；植物系主任李惠林（中研院院士）也于第二年暑假后前往美国……

傅斯年曾给他至为佩服的老友——陈寅恪发了聘书，并替他申请台湾入境证，但陈寅恪最终却选择长留岭南。

不过，这难不倒傅斯年，因为他手中毕竟还有一张王牌，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中研院14个院所中，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唯一一个整体迁台的，或许这全赖于所长傅斯年强大人格魅力。

再加上陆续渡海迁台的部分学人，1949年2月底，台湾大学的教授终于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班子，史学系有张贵永、方豪、李济、姚从吾、刘崇鋐、劳干，中文系有董作宾、伍俶、毛子水、孙云遐，外文系有英千里、沈亦珍、张肖松，物理系有周长宁、陈尚义，法律系有梅仲协、曾伯猷、林彬……可谓人才济济。

傅斯年还有一招：借。

他跑到台湾师范学院，找院长刘真商量“借将”

，于是延揽到岳长奎、范传坡等几位教授。

而台大教授如沈刚伯、台静农、劳干、屈万里等人，也开始到师院兼课。

作为校长，傅斯年当然明白，纳新也要去旧。

对于不能胜任教学的教授，傅斯年就将其转聘为图书馆编纂，聘期满一年后不再续聘。

据统计，两年时间先后有70余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告别了台湾大学。

一流大学还需要有一流学生。

一流学生的入口自然是考试。

在民国，拒绝请托的教育家大有人在，但没有人可以和傅斯年的压力相比。

当时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党军政官员及工商学界携眷赴台者甚多，其子女急欲入学就读，流亡台湾的其他学生亦众多，而台湾大学是官商子弟也是有志青年求学的首要目标，这大大增加了台大招生、管理方面的压力。

雷厉风行的傅斯年深知，如果不在最初刹住歪风邪气，后面就难以收拾。

于是，他先在办公室门口贴上“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

的条幅，再严格把关入学考试。

印刷试题时，把印工和职员全部关在楼里，断绝交通，四周以警察看守，仅校长与教务长可以自由出入，考题仅在考试前数点钟付印，考试未完，监守不撤，录取标准决定之前，不拆密封。

所以没有人能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分数及其录取与否。

同时，傅斯年公开声明，一定秉公办事，绝不会徇私舞弊，并要求大家进行监督。

他说：“假如我们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进来……这对于大学校长一职，实在有亏职守了……如果有人查到我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制裁。”

傅斯年说到做到。

有了过硬的教师和学生，台大自然焕然一新，当然，这仅仅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