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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到1981年,罗斯托夫州的失踪人口档案里多了几份新卷宗。
对于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那些大城市的同行来说,罗斯托夫的失踪案数量不算突出。
苏联内务部每年的统计报表上,全联盟有成千上万的人报失踪,大部分是离家出走的青少年、逃避兵役的年轻人、跟家里闹翻后去大城市讨生活的女人。
警察系统有一套标准处理流程:登记、备案、发协查通报,过一段时间如果人还没找到,案卷就归入“未结”
那一摞,等待某个不确定的将来再翻出来。
罗斯托夫州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979年的失踪案跟1978年比没什么异常,1980年也差不多。
没有人把几个数字放在一起比较,也没有人注意到,其中某些失踪发生的地点,正在形成一条隐约的线。
那条线沿着铁路延伸。
从顿河畔罗斯托夫往东北方向,经沙赫特、新沙赫京斯克,一直延伸到卡缅斯克-沙赫京斯基,再往北进入顿涅茨克州境内。
铁路两侧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煤矿城镇和工人村,每个镇子都有自己的火车站或者乘降所,每天早晚有通勤列车把矿工和他们的家属送往各个方向。
候车棚简陋,站台没有围栏,冬天的时候人们缩在棚子下面避风,夏天就在站台边的树荫里等车。
这些地方人来人往,谁也没有特别注意谁。
奇卡提洛就喜欢这样的地方。
他喜欢火车站和公交站,因为那里的人都是流动的、松散的、注意力不集中的。
等车的人想的是自己的事,想着下一趟车什么时候来,到了地方该找谁,家里的孩子放学了没有......
他们不太会注意一个在站台附近转悠的中年男人。
如果他穿着体面,看上去像是个出差的干部或者工厂里的什么小头头,就更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
1979年秋天,奇卡提洛离开了沙赫特。
叶莲娜·扎科特诺娃的案子结束后,他在那间旧房子里又住了几个月,等到风头过去才搬走。
沙赫特不能久留,这一点他很清楚。
虽然克拉夫琴科替他顶了罪,但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翻出旧账。
于是他搬到了顿河畔罗斯托夫市区,在工厂区附近又租了一间房子。
妻子费奥多西亚和两个孩子还住在原来的地方,他跟她说新工作离得远,住在城里方便些,周末再回家。
费奥多西亚没有反对。
丈夫的工作总是变来变去,她早就习惯了。
况且他在城里住,但每个月给家里的钱也没少。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跟过去那些年没什么两样。
奇卡提洛在罗斯托夫的一家工厂里找了份采购员的工作。
在那个年代的苏联,采购员是一个有点特殊的位置。
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的生产计划完成不了,往往不是因为设备不行,而是因为原材料供不上。
于是每个厂都有那么几个“跑外勤”
的人,拿着介绍信和现金,四处去找货、催货、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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