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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道理（第2页）

，是“热”

，是“今天粥里多了几粒米”

，是“昨天监工少打了我两鞭子”

，是“隔壁工棚的老刘咳了三个月了，没人管”

。

他们的语言是身体的语言，是饥饿、疼痛、恐惧的语言。

不是概念的语言。

她需要换一种方式。

第二天晚上，沈安澜没有带任何竹片，没有带任何木炭，没有带任何写着字的木板。

她空着手走进工棚，在讲台——那块稍微高一点的平地上——盘腿坐下来。

十三个人。

比昨天多了一个。

一个她不认识的面孔，一个穿着破旧单衣、赤着脚、脚底全是茧子、脸上糊着矿尘、看不出年龄的男人。

“今天不写字。”

沈安澜说。

“今天说话。

说你们听得懂的话。

说你们每天都在想、但不知道怎么说的话。”

十三双眼睛看着她。

浑浊的、布满血丝的、像风化了的石头一样的眼睛。

但今天，那些眼睛里除了浑浊和血丝，还有别的东西——一种“终于不用装了”

的、松了一口气的东西。

“我问你们几个问题。”

沈安澜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在工棚里回荡，传进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你们谁养过猪？”

所有人愣了一下。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以为听错了。

一个七岁的孩子，在岩洞里教他们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课，忽然问他们养没养过猪。

老赵第一个举手，不是举手回答问题，是在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养过。

矿区不让养。

偷偷在后山养的。

猪吃剩菜剩饭，养大了卖了换盐。”

“猪为什么养得肥？”

沈安澜问。

“因为吃得多。”

老赵说。

“猪吃了就睡，睡了就吃，不长肉才怪。”

“矿工为什么瘦？”

老赵张了张嘴，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