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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临遗言（第5页）

艺术的最佳背景，不是金色，而是黑色。

那就让我们通过剧名，扫描一下黄佐临先生在那个时期创下的艺术伟绩吧：《边城故事》、《小城故事》、《妙峰山》、《蜕变》、《圆谎记》、《阿Q正传》、《荒岛英雄》、《大马戏团》、《梁上君子》、《乱世英雄》、《秋》、《金小玉》、《天罗地网》、《称心如意》、《视察专员》……可能还很不全。

如果国际间有谁在撰写艺术史的时候要寻找一个例证，说明人类能在烽烟滚滚的乱世中营造出最精彩的艺术殿堂，那么，我必须向他建议，请留意那个时候的上海，请留意黄佐临。

四黄佐临先生终于迎来了一九四九年。

对于革命，对于新政权，作为一个早就积压了社会改革诉求，又充满着浪漫主义幻想的艺术家，几乎没有任何抵拒就接受了。

他表现积极，心态乐观，很想多排演一些新政权所需要的剧目，哪怕带有一些“宣传”

气息也不在乎。

但是，有一些事情让他伤心了。

他晚年，与我谈得最多的就是那些事情。

谈的时候，总是撇开众人，把我招呼在一个角落，好一会儿不说话。

我知道，又是这个话题了。

原来，他从英国回来后引领的戏剧活动，没有完全接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收编。

他当然知道，共产党地下组织也在组织类似的文化活动，其中也有一些不错的文化人。

但他把他们看作文化上的同道，自己却不愿意参与政治派别。

不仅是共产党，也包括国民党。

我不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了争取他做过多少工作，看来都没有怎么奏效，因此最后派了一个地下党员李德伦“潜伏”

到了他的剧团里。

在很多年后，这位已经成了著名音乐指挥家的李德伦先生坦陈：“我没有争取到他，他反而以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把我争取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当年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文化人理所当然地成了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领导，他们对黄佐临长期以来“只问抗战，不问政党；只做艺术，不做工具”

的“顽固性”

，印象深刻。

因此，不管他怎么积极，也只把他当作“同路人”

，而不是“自己人”

。

这种思维，甚至一直延续到“文革”

之后的新时期。

很多文史资料汇集、现代戏剧史、抗战文化史、上海史方面的诸多著作，对黄佐临先生的重大贡献，涉及不多，甚至还会转弯抹角地予以贬低。

这中间，牵涉到一些我们尊敬的革命文化人。

黄佐临先生曾小声地对我说：“夏衍气量大一点，对我还可以。

于伶先生和他的战友，包括‘文革’结束后出任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先生等等，就比较坚持他们地下斗争时的原则，对我比较冷漠。”

除了这笔历史旧账之外，他还遇到了一个更糟糕的环境。

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戏剧界，论导演，一般称之为“北焦南黄”

。

“北焦”

，是指北京艺术剧院的焦菊隐先生。

由于当时北京集中了不少文化高端人士，文化气氛比较正常，焦菊隐先生与老舍、曹禺、郭沫若等戏剧家合作，成果连连。

而“南黄”

，也就是上海的黄佐临先生，却遇到了由上海最高领导柯庆施和他在宣传、文化领域的干将张春桥、***等人组成的“极左思潮征候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