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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临遗言（第4页）

，我特别看重格洛道夫斯基。

最近这几年，最有学术含量的是戏剧人类学。

中心，已从英国、波兰移到了美国，纽约大学的理查·谢克纳论述得不错，但实验不及欧洲……大家记录得有点跟不上，他发现了，笑了笑，说：有些术语和人名的拼写，我会委托大会秘书处发给诸位。

请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西方戏剧学，看似费解而又杂乱，却更能与东方古典戏剧接轨，因此这里有巨大的交融空间和创造空间。

日本对传统戏剧保护得好，但把传统僵化了。

中国也想把传统和创新结合，但是大多是行政意愿和理论意愿，缺少真正的大艺术家参与其间。

印度，对此还未曾自觉……大家还是在努力记录。

总之，在这位优雅长者口中，几乎没有时间障碍，也没有空间障碍。

他讲得那么现代，很多专业资讯，连二十几岁的新一代同行学人也跟不上。

三当年黄佐临先生告别萧伯纳回国，踏上了炮火连天的土地。

几经辗转，最后落脚上海。

他想来想去，自己能为“国难”

所做的事，还是戏剧。

那时的上海，地位非常特殊。

周围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但上海开埠以来逐一形成了英国、法国、美国的势力范围——“租界”

，日本与这些国家暂时还没有完全翻脸，因此那些地方也就一度成了“孤岛”

。

在“孤岛”

中，各地从炮火血泊中逃出来的艺术家们集合在一起，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责任和创作激情。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

沦陷，不少作品被禁，作者被捕，大家仍在坚持。

这中间，黄佐临，就是戏剧界的主要代表。

谁能想得到呢？就在国破家亡的巨大灾难中，中国迎来了戏剧的黄金时代。

这些戏，有的配合抗日，有的揭露暴虐，有的批判黑暗，有的则着眼于社会改造和精神重建。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则在艺术形式的国际化、民族化上作了探索。

由于黄佐临在英国接受过精湛的训练，每次演出都具有生动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大受观众欢迎。

从我偶尔接触到的零碎资料看，仅仅其中一台不算太重要的戏《视察专员》，四十天里就演了七十七场。

其他剧目演出时的拥挤，也十分惊人。

请大家想一想，这么多挤到剧场里来的观众，当时正在承受着多么危难的逃奔之苦。

艺术的重大使命，就是在寒冷的乱世中温暖人心。

艺术要温暖人心，必须聚集真正的热能。

当时这些演出的艺术水准，从老艺术家们的记述来看，达到了后人难于企及的地步。

别的不说，仅从表演一项，黄佐临先生最常用的演员石挥，在当时就被誉为“话剧皇帝”

。

我们从一些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出，直到今天，确实还没有人能够超越。

除石挥外，黄佐临先生手下的艺术队伍堪称庞大，开出名字来可以说是浩浩荡荡。

几位很有见识的老艺术家在回忆当时看戏的感觉时写道：“那些演出，好得不能再好”

；“平生剧场所见，其时已叹为观止”

……这又一次证明我的一个观点：最高贵的艺术，未必出自巨额投入、官方重视、媒体操作，相反，往往是对恶劣环境的直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