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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笔（第4页）

他们正忙着张罗让刚刚回课堂的学生再看一遍《边疆新苗》这样的戏，“重返边疆再革命”

。

这让我又一次愤怒，既为教育愤怒，又为戏剧愤怒。

但是，由于当时已经出现了恢复教育的势头，我的愤怒也就变成了学术勇敢。

我拿起那支一元钱的笔，开始行动。

那时为了复课，各大学的图书馆重新开放。

我利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一个早就熟悉的职工蔡祥明，偷偷摸进了当时还视为禁地的外文书库，开始了《世界戏剧学》的写作。

我的笔，大量抄写外文原文，再借着各种词典的帮助一段段翻译。

同时还要通览大量背景材料，最后汇集起全世界十三个国家的全部戏剧学理论。

这件事，在工作量上非常巨大，因为这些内容直到四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被完整翻译过来。

我当时居然凭一人之力，在密闭的空间，以笔为杖，步步潜行。

更不容易的是，当时在外面，一窗之隔，只要说一句不利于“革命样板戏”

的话，就会有牢狱之灾。

为此，我不能不对那支一元钱的钢笔表示敬意，对自己的青年时代表示敬意。

当时完全无法设想这部长达六十八万言的艰深学术著作能够出版，当然更无法预料，这书居然在几十年后一直成为全国在这一重大学科上的唯一教材，未被替代。

可见，那支笔，那支帮我偷偷潜行的拐杖，在黑暗泥泞中描划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构建。

与这个学术构建相比，我后来完成的很多学术著作，虽然更为著名，却失去了一份不惜赴死的生命力度。

五由于我在灾难中的表现，灾难过去之后全院三次民意测验均名列第一，被破格提升为院长。

连一个小组长也没有做过，却成为国家重点艺术高校的第一领导者，这似乎像是坐了“火箭”

，但却是十年的信任沉淀。

全院的教师和职工看了我整整十年，有的事当时没有看明白，后来也终于明白了，例如，我一次次鬼鬼祟祟地消失在外文书库的原因。

灾难中的形象往往会传播得很广，当时我的社会声望已远远超出学院，被选为整个上海市的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

每次评审，我们对那些在灾难岁月投机取巧、丧失天良的文人都断然予以否定。

于是，我又拿起了那支笔，一次次重重地写下了否定结论，又浓浓地签上自己的名。

那支笔在当时，几乎成了法官敲下的那个锤子，响亮、果敢、权威、无可争议。

这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那时说得上仕途畅达，官运亨通。

已经是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却还常有北京和上海的高官竭力要把我拉进更高的权力圈子，这在当时很容易。

于是，有了一次次长谈，一次次规劝。

这些高官，后来都成了非常显赫的领导人。

但是，我太明白我的笔的秉性。

它虽然也有能力继续成为更大法官的锤子，但它显然并不愿意。

于是，我在上上下下的万分惊愕中辞职了。

辞了二十三次，才被勉强批准。

然后，穿上一件灰色的薄棉袄，去了甘肃高原，开始踏访公元七世纪的唐朝。

当年寻找古迹，需要长时间步行，而那些路并不好走。

在去阳关的半道上，我几度蹲下身去察看坟丘密布的古战场，把我插在裤袋口上的旧钢笔弄丢了。

那支旧钢笔不值什么钱，但正是它，我在辞职前反复搓弄，它总是顽强地告诉我，只愿意把我的名字签在文章上，而不是文件上。

既然它对我有点重要，我还在沙原上找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