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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术（第1页）

元遗山〔２〕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

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３〕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

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４〕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

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

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

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

k立见屠灭。

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

虽然，我姑以理谕之。

’……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

二君其无让。

’祁等固辞而别。

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

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

，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

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５〕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６〕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

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

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

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

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７〕传——“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

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

……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

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

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

的“儒教大宗师”

，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

盖蠲除兵赋，“儒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