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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韦素园君（第2页）

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

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

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

。

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６〕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

我一声也不响。

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

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

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

在“天才”

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

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７〕，几个人还被捕。

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

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８〕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

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

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９〕。

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

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１０〕。

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

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

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

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１１〕的大画像。

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

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

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

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１２〕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

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

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记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

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陀思妥也夫斯基（Ｆ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安特列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绍介了望·蔼覃（ＦｖａｎＥｅｄｅｎ），绍介了爱伦堡（ＩＥｈｒｅｎｂｕｒｇ）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ＢＬａｖｒｅｎｅｖ）的《四十一》。

〔１３〕还印行了《未名新集》〔１４〕，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

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