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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临遗言（第3页）

这是一种幻想，但如果变成现实，那次研讨会就有了惊人的重量。

新加坡的著名戏剧家郭宝昆先生为此专程前往上海，亲自邀请和安排。

几个国家的戏剧家还一再来敲我寓所的门，希望我也能出点力。

他们找我是对的，因为我是黄佐临先生的“铁杆忘年交”

。

我为这件事与黄佐临先生通了一次长途电话，他说，稍感犹豫的不是身体，而是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在等级”

。

我说：“已经试探过了，来吧。”

他就由女儿黄晓芹陪着，来了。

这一下轰动了那个国际会议，也轰动了新加坡。

新加坡外交部长恭敬拜见他，第一句就问：“您什么时候来过新加坡？”

黄佐临先生回答：“六十年前。”

外交部长很年轻，他把“六十年前”

听成了“六十年代”

。

这已使他觉得非常遥远了，说：“六十年代？这离现在已经二十多年，真是太久太久了！”

黄佐临先生一笑，说：“请您把时间再往前推四十年。”

部长迷糊了，却以为是眼前的老人迷糊。

我随即解释道：“黄先生于公元一九二五年到英国留学，路过新加坡。”

“六十年前？”

部长终于搞清楚了，却受了惊吓。

我又接着说：“他到英国师从萧伯纳，那时，这位文豪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等到告别的时候，萧伯纳已经八十一岁。”

部长一听又有点迷糊。

这是我的故意，新加坡的官场话语总是太刻板，我想用长长的时间魔棍把谈话气氛搅活跃一些。

尽管我随口说出的内容，都没有错。

黄佐临先生在那个国际会议上作了演讲。

主持人一报他的名字，全场起立鼓掌。

他站起来走向演讲台，颀长的身材，银白的头发，稳健的步履，一种世界级的优雅。

他开口了，标准的伦敦英语，语速不快，用词讲究，略带幽默，音色圆润，婉转堂皇。

全场肃静，就像在聆听来自天国的指令。

在高层学术文化界，人们看重的是这位演讲者本人，并不在乎他的国籍归属。

西方那些著名的文化巨匠，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作品、学派、观点，却常常说不准他们是哪国人。

就说黄佐临先生的老师萧伯纳吧，究竟该算是爱尔兰人，还是英国人？毕加索，是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爱因斯坦呢？……在文化上，伟大，总是表现为跨疆越界。

这么一想，我再回头细细审视会场里的听众，果然发现，大家都不分国籍地成了台上这位优雅长者的虔诚学生。

谁能相信，这位长者刚从中国的“文革”

灾难中走出？那就请随意听几句吧——在布莱希特之后，荒诞派把他宏大的哲理推向了一条条小巷子，好像走不通，却走通了……他平静地说，台下都在埋头刷刷地记。

在演出方式上，请注意在戈登克雷他们的“整体戏剧”

之后的“贫困戏剧”